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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侯:這句話,將形塑一個「新香港」

文/靖海侯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在講話全文第21段的一句話, 關係重大,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希望全體香港同胞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在《全面解讀:習主席在香港留下的「作業本」》,靖海侯就指出:

「一國兩制」是有機體也是矛盾體,香港是有機體也是矛盾體。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香港需要做的是守住底線、找到主軸,運行在正確軌道上。而「主流價值觀」就是這一切的牽引,防止其脫軌失序的最大保障。

這一點,是李家超和特區政府今後努力的方向;實現這一點,就可以證明李家超和特區政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或者進一步說:香港有什麼樣的主流價值觀,就有什麼樣的狀態和生態,就有什麼樣的氣質和氣勢;這一香港的精神內核,決定了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也決定了香港走向繁榮穩定,還是再度陷入波詭雲譎,繼續流浪漂浮。

一個健康、正向、積極的主流價值觀形成了,香港才能徹底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殖民統治的陰影,找到自己的家園歸宿;香港才不會永遠徘徊在「人心回歸」的路上,才能真正成為中國南海一個可信、穩定的存在。

這事,直觸根本,極其重要。

主流價值觀的形成,並不容易。

有前輩講,從意識形態到話語體系,從話語體系到主流價值觀,三階遞進、迭進,文化外化、升華,囊括了並牽動着一個群體、一個地方的全部。

香港所面臨的,首要的便是意識形態問題。

2021年7月25日,東京奧運會羽毛球賽場上,伍家朗代表香港出戰分組賽。

身穿一件全黑T恤,衣服上無區徽區旗標識。這,引起了FB上一名叫「家明」的網民注意。

「世界排名第9的伍家朗,今早首場出戰,戰衣品味相當出眾,全身純黑冇brand logo,亦沒有多餘的紅,很養眼。」

黑色、黑衣,這一在「修例風波」具特定含義的顏色和衣服,早已通過一場浩劫深深刻入了不少香港市民的腦袋中,成為了「黑暴」的代言。

於是,爭議擴大升級,有人喊出了「不想代表中國就退賽」的質疑,響應者云云。

隨後,伍家朗敗陣,他解釋道:按特區法律,區旗使用須經行政長官批准,否則官方機構嚴禁使用。自己又沒有贊助商,所以不能在奧運戰衣上掛上區旗。

輿情反轉,指責伍家朗的人又因此遭受「網暴」。

此例,正折射了香港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有愛國愛港,有反中亂港;有鬥爭精神,有批鬥風氣;有政治正確,有泛政治化。

有學者指出,佔有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以一種「中立」的姿態呈現,而所有其他與這個標準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常常被視為極端。伍家朗球衣風波所凸顯的,正是香港社會存在的一種文化危機。

而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指出,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因迷失方向而產生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

伍家朗球衣風波表面上是人的義憤填膺造成的,本質卻是社會一度被反中亂港勢力和活動騎劫的結果,即:人們的思想在被暴力洗腦、衝擊中,被禁錮在了一個極具張力的場域中,社會處於情緒易燃的不穩定狀態。

經歷了「修例風波」劇烈衝擊的的香港,在香港國安法後恢復了平靜秩序,但深層次的社會心理文化還需重新建構,這就如克利弗德·紀爾茲所言,香港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塑造她的底層運行邏輯。

「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體現於良政善治,最終還是要落腳並沉澱在社會和諧穩定上,這便是文化的範疇。

可以說,潛存的由心理集成的意識形態,表象的思想外化的話語體系,成為社會倫理約束的主流價值觀,就是香港文化建設的三支柱、三部曲。

再轉到香港的話語體系層面。

話語體系,discourse system,福柯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

「知乎」上有人舉的例子很生動:

有A、B、C三人,經過長時間接觸後,B覺得無法融入A、C的圈子,那麼很有可能就是因為B的話語體系與A、C不同。

因為話語不同,且一直不能融入,B就會產生出與之抗衡的想法,心理開始牴觸,甚至用暴力讓他們閉嘴。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理解溝通的基礎,話語體系正是為溝通搭建的「時空」。人都不在一個時空裏,何談文化認同、思想共鳴、同心同行?

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和主流價值觀三者中,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亂象叢生、積弊甚多,甚至需要回歸常識層面,再審視,再重建。

當在央視視頻裏喊出「香港加油」時,張學友不會想到這句話給自己惹來的麻煩。在《罵張學友,是一種「創傷後應激障礙」》,靖海侯對此做了分析。

7月5日,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於點新聞網站刊發文章——《不宜把中性用語拱手相讓》。文章指出,「香港加油」及「衣着顏色」等,都是中性用詞。如果我們認為這些用詞具政治含義,就相當於把它們拱手相讓給了「黃絲」「黑暴」。

馮煒光所說的,便是不折不扣的話語體系問題,包括定義權、解釋權在內的話語權問題。認為「香港加油」有惡意和「港獨」色彩,便是認為它們已經由反中亂港勢力定義。而那些反對「香港加油」的人,恰恰接受了反中亂港勢力的話語邏輯,掉入了其話語陷阱。

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概括起來,有很多表現:

1.語彙上。高度的本地化和夾生的國際化,不中不西,與中華文化傳統論述體系總有些脫離。而在香港老一輩文化人(如饒宗頤、金庸)相繼去世後,香港的文化高地下移,在跟國家和內地的溝通中總有些別扭。

2.語義上。經過150餘年的被殖民統治和25年的風雨風波,香港本地積累了一整套廣博的文化概念,將一些司空見慣的話語異化,重新定義。如「建制派」與「民主派」,「藍色」與「黃色」、「黑色」,「香港人」與「香港加油」,「中港澳」等等,都被反對派變成了具濃厚政治色彩的詞彙,且通過這些詞彙宣揚理念、打壓其對手,誤導香港的民眾。

3.語言上。香港語彙和語義上的問題也都是表象問題,語言問題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在《中國人用中文,可以嗎?》一文中,靖海侯分析道:

語言不是小事。

從《中英聯合聲明》裏我們能看到這一點,從管治以及國民身份認同角度,我們更可以看到其作用和影響。把英文作為第一正式語言,正是港英政府留給香港的「餘毒」。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關乎理念,關乎價值取向,本身就附加着太多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內容。

英國詩人莫里斯曾經一針見血指出:語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樣重要。比起任何其它社會風俗來,語言在群體與群體之間設置了更大的障礙。比起任何其它事物來,它更能將個人同化於某一確定的超級部落,更能阻止個人逃向另一群體。

88.9%的人講廣東話,1.9%的人講普通話,4.3%的人講英語,而香港特區政府及很多公營機構、法定機構堅持用英文作為第一正式語言,是否必要合理?

正是因為語言不通,香港與內地的交流總是不暢,特區在貫徹中央決策部署上總是不得其要旨,香港社會總是理解不了內地的話語體系,而國家議題總是難以南下、深入香港,香港難以實現與國家內地真正的同頻共振。可以說,正是因為語言問題,兩地間存有巨大的障礙,讓文化衝突變得普遍且頻繁,人心回歸難以破題、一直艱難。

而香港的語言問題,又主要有兩個:

1.普通話推不下去;2.英語高高在上。

要重建香港的話語體系,必須啟動語言改革,尊重普通話地位,崇尚說普通話,特區政府帶頭實踐,學校普遍應用,才能徹底打掉異化了的社會文化思潮,拿回語彙語義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全面拉近香港與國家的心理距離。

研究了意識形態的問題,解決了話語體系的問題,塑造並大力弘揚「主流價值觀」就有了基礎,有了舞台,有了實踐,有了呈現,有了可能。

這是香港步入新階段文化的進步與配套問題,茲事體大。

陳顧遠在上世紀60年《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中說:文化不是一種「存在」,其本身乃是一種「演變」;倘若不能演變而衰微而靜止,便成死的之文化,也就失去文化對人生之價值。

如果文化不能演變,失去的又豈止對人生價值的引導,失去的還會是香港真正的多元一體、自由包容,香港這個城市最獨特的地方。

香港需要正視這事,特區政府需要正視這事。

「皇后大道西

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

轉皇后大道中」

羅大佑1991年這首具政治隱喻的歌曲,不管其悲觀還是樂觀,卻道出了國家和香港的共同憂思。

正確的意識形態,健康的話語體系,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一旦形成了,就是徹底擺脫這些憂思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才真正擺脫「孤島」的心理羈絆,變得自信起來,真正笑傲於中國的南方、世界的東方。

(來源:「靖海侯」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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