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個別西方媒體及政客陰陽怪氣地將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疫情稱為「潰敗」，並將美國每日新增的逾千人死亡包裝成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三家央媒今日（28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西方拿香港疫情說事，歪曲「動態清零」含義，提出應該放鬆防控措施，選擇「與病毒共存」，可謂居心叵測；並表示中國將以最大的底氣與信心築起堅強的防疫壁壘，贏得抗擊疫情的最終勝利，讓某些習慣於抹黑中國、挑撥離間、製造恐慌、唱衰破壞的美國媒體和政客再一次失望！
人民日報鐘聲發表評論文章指，個別美國媒體近日在哀嘆「每天仍有1200名美國人死於病毒」、擔心「美國會再次出現爆發」的同時，卻陰陽怪氣地將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疫情稱為「潰敗」，極力抹黑中國抗疫政策和成效，甚至妄圖詆譭中國政治體制。這種狹隘、陰險的論調，究其本質，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將人類共同面臨的疫情挑戰工具化、武器化，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文章強調，面對世紀疫情，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據疫情形勢變化和病毒特點，制定科學精準的防控政策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中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充分體現了中國防控疫情的強大能力，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面對具有超強傳播性的奧密克戎毒株，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增病例大幅上升，形勢一度異常嚴峻。危急時刻，香港特區政府負起抗疫主體責任，中央政府全力支援，打響了一場守護人民生命健康的抗疫「硬仗」：從內地專家組快速赴港，到核酸檢測隊集結香江；從火眼實驗室、移動檢測車、快速檢測包投入使用，到7天建成首座方艙醫院、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建成有2萬張床位的6所方艙醫院；從不斷開闢水上物資供應航線，到創新開通鐵路援港班列……內地人民急香港同胞之所急，應香港同胞之所需，以最快速度、最強力度、最大覆蓋度全面展開援港工作，全力保障中央部署的各項援港舉措落到實處，極大提振了香港市民抗擊疫情、戰勝疫情的決心和信心，使香港疫情快速上升的勢頭基本得到遏制。中國香港正在進行的這場疫情阻擊戰，正是中國制度優勢新的生動體現。
光明網發表社評文章指，從特朗普執政時期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意識形態對立越來越嚴重。拜登政府從意識形態出發把中美關係簡單地界定為「美國民主制度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似乎讓中美關係回到了冷戰狀態。特別是在最近的俄烏衝突中，西方媒體和政客通過社交媒體的鼓噪，讓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越發嚴重，甚至將中國和俄羅斯綁在一起放在西方國家另一邊。文章指出，目前美國每天仍然有近1200名民眾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死去，但用「民主自由」包裝之後，這种放任疫情的行為也變得可接受了。在西方這種話術之下，中國的抗疫成功自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了，因為「民主的失敗」優於「專制的成功」。文章強調，從本質上來看，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抗疫這樣一件本應從科學角度出發的事，就很容易變成「自以為是的道德」，形成「雙標」——西方人死於疫情是「死得其所」，而中國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沒了道理，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說不通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確實影響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和實地考察，導致了意識形態傾向的流行。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進步是由於科學代替了宗教，實事求是代替了意識形態，目前又回歸了意識形態，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文章指，一般來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言論，會被視為智識世界中的大事件。但保羅·克魯格曼先生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卻不是這樣。這篇文章多少暴露了這位資深經濟學家最近無心治學，大概因為他每天花上13個小時瀏覽烏克蘭新聞。在這篇攻擊中國的文章中，他宣稱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經歷其新冠政策的災難性失敗」。克魯格曼的論證意外地證明他邏輯錯亂。在文章的開頭，他承認，「我知道，我們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應該結束，但每天仍有1200名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而且歐洲的感染人數再次激增，可能預示美國會再次出現爆發。」但這位美國經濟學家沒有評論自己國家的悲慘情況，相反，他急於抨擊中國，理由是香港每天有數百人死亡，堪比紐約2020年年初的災難場面；深圳重新處於封鎖狀態。「誰都不清楚中國這場新的健康危機何時或如何結束。」他寫道。邏輯混亂在文章中延續。克魯格曼認為，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也不夠高，而奧密克戎變種有更高傳染性——因此中國應該放棄其「動態清零」政策。難道他真的相信讓病毒肆虐並解除必要限制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嗎？克魯格曼忽略了另一個關鍵點。中國的指導方針是生命至上，而不是被一些西方輿論過分簡化為誤導性的「清零」。中國不遺餘力地爭取更快更有效消除這一流行病。今年2月，《華爾街日報》也承認，中國的政策實現了死亡人數和經濟干擾最小化兩個目標，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我敢打賭，克魯格曼不會贊同華爾街同行的觀點，將繼續混淆中國的「生命至上」理念和西方定義的「清零」政策。文章強調，儘管克魯格曼在2013年關於「中國經濟撞牆」的預測慘敗了，他應該知道，在談論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問題，例如流行病學和公共衞生時，做出任何預測都應該倍加謹慎。至少他現在下結論說「美國的制度在抗擊疫情方面更好」還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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