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是為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
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在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下和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兩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接觸共產黨及紅軍,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共識。
蔣介石於1936年12月4日飛抵西安,要挾張、楊: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楊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楊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兩位愛國將領遂毅然決定實行兵諫。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張、楊於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中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借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則希望事變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中共應採取的方針。經過反復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面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與張、楊會談,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歷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周恩來循循善誘的說服,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
22日,宋子文、宋美齡飛抵西安開始與張、楊及中共代表會談,24日,達成了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共抗日等項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但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上,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抵達南京當日即被蔣介石扣留軟禁。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偉大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西安事變不僅是國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戰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客觀地講,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如果張學良、楊虎城配合蔣介石的中央軍,對剛剛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立足未穩的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紅軍能否在陝北立足並生存確是一個難以預料的歷史問題。西安事變的結果使蔣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國性的內戰,也使中國共產黨度過了十分困難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主張,贏得了全國愛國同胞與國際社會的擁護與支持,它不但促成了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處境,由此樹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代表進步力量的光輝形象,亦由此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向革命勝利的社會基礎。(百年偉業系列之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