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1935年7月16日,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長征隊伍到達川北松潘縣,張國燾則指揮紅四方面軍隨後緩緩而來,兩軍最後在毛兒蓋會合。在之前的「兩河口會議」中,張國燾勉強同意實施「松潘戰役」,奪取胡宗南軍隊所控制的松潘縣城,打開北上的大路。但是,張國燾眼看自己手下的紅四方面軍比中央紅軍強大許多,心生異志,主張南下,反對隨中央北上,在進軍時故意拖延,使紅軍喪失了出其不意的戰機,「松潘作戰計劃」最後被迫取消。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距離毛兒蓋約10公里的藏族村莊沙窩寨召開「沙窩會議」,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在會議中,張國燾建議讓更多年青人進入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目的明顯是增強與自己實力不對稱的政治影響力,但最後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會議通過毛澤東的提議,將兩支紅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讓兩路軍都包含有中央紅軍及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同時成立一個混編的指揮部,仍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則任總政委,劉伯承任總參謀長。
左路軍主要由紅四方面軍部隊組成,但加入了中央紅軍的紅五及紅九軍團(共約5000多人),混編指揮部隨左路軍行動。右路軍則有中央紅軍林彪的紅一軍團及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再加上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及紅三十軍,設有前敵總指揮部,由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負責。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毛澤東這個安排在政治上非常巧妙,把兩邊的部隊混合行動,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本無隔閡的兩軍指戰員都會慢慢消除派系的心理,團結在黨中央底下。從組織上看,紅軍兵權主要集中在張國燾這個總政委手中,進一步滿足了他的權力欲,但他上面有總司令朱德(受張國燾信賴),底下有總參謀長劉伯承(軍中人緣很好),而兩人都是忠於黨中央的人,如果張國燾出於私心作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就很難不被發覺及制約。這個安排在日後果然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既拯救了紅四方面軍,也穩定了整個革命事業。
8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毛兒蓋會議」,在此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論證了北上方針的正確性,希望統一包括張國燾在內的與會者的思想方向,並提出佔領洮河流域地區(甘肅南部)為依據,向東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的戰略方向。可惜的是,張國燾此時已經是鐵了心不跟隨中央北上,正在密謀擁兵南下,企圖建立另一個權力中心。不過,以他的有限視野、狹隘胸襟與低下謀略水準,其圖謀未開始便注定失敗。
香港面積只有區區的1100平方公里,人口不滿750萬,看上去管治並不複雜。回歸後,特區萬千中央寵愛在一身,擁有使人嫉妒的財政儲備,更有英國人留下的,號稱效率極高的行政管理系統及公務員隊伍,應該是大地在我腳下,越來越好才對。但是,香港這本書雖不厚,特首卻非要擁有全球視野思維、國家民族歷史感、廣闊的胸襟、中華智慧謀略等本領不能讀懂,否則很難跟隨中央的宏大步伐,把「一國兩制」發揮好。24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清晰地證實了這一點,希望下一任特首及其政府能夠儘快地、深刻地體會到此一點,因為剩下給香港人的機會及時間實在是不多的了!
進入8月份,蔣介石終於看清楚局勢,調來大批胡宗南部隊增援,直接在松潘縣城與川主寺之間的15公里大路上安營紮寨,把這條唯一北上之路死死堵住。紅軍如果一定要北上的話,就只能走眼前這個面積達到3000多平方公里(3倍香港面積),平均海拔3400米的高原沼澤大草原,不然就要繞道阿壩藏民區,多走近2倍距離的高原山地。毛澤東決定,他所率領的右路軍硬趟從來沒有人走過,危險重重的沼澤大草原,直接向對岸的村落巴西進發。由張國燾帶領的左路軍則取道沼澤大草原西邊的高原山路,取道阿壩,再往東北挺進,在巴西與毛澤東的右路軍會合,然後共同北上。
8月23日,兩路軍按計劃分別出發,左路軍往阿壩,右路軍則直接北上,闖進從古到今到沒有人穿越過的沼澤大草原。在8月底,沼澤上的綠草依然如地毯一樣茂密,頂上的各種花朵雖然開始凋謝,但在陽光的照射下,它們的絢麗色彩依然非常悅目,芬香仍然使你心曠神怡,但這一切的美景卻暗藏各種各樣的危險。高海拔、沼澤、日夜極大溫差、狂風雨夾雪很快便使本來就裝備不足,糧食缺乏的右路軍陷入了重重的危機之中,在泥水中舉步維艱。
自中央出台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之後,香港社會很快便恢復表面上的平靜,市民也繼續享受黑暴前的安定繁榮生活,但如沼澤大草原一樣,在美麗的表面下,種種危機依然四伏,一不小心,辛苦得來的成果便會被無情地吞噬。要把內外敵人的種種禍港陰謀徹底擊滅,我們市民在未來一年的3場選舉中一定要保持警覺性,團結起來,積極配合中央在香港實施的各種政策與謀略以自救,否則就會在美好的幻覺中永遠沉淪。
右路軍經歷重重險阻,終於在幾天后走出了沼澤大草原,到達巴西。但是,張國燾帶領左路軍在到達阿壩之後卻突然卻步不前,更發出電令,下令身在右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部隊折返,與他會合南下。究竟毛澤東是如何處理這一場突然而來的巨變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