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作家與報人
文/斯柳達
以我所剩不多的數學知識而言，「文學」與「新聞」這兩大集合中存在着佔比不算高但卻十分明顯的交集。我們所熟知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乃至具備相當文學性質的時評、文藝評論，多少都同時具備新聞與文學的特質。
「美國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着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屍首。那麽，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着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夏衍
高中時期，報告文學的鼻祖——夏衍先生的《包身工》，出現在了我的課本上。雖然限於課標要求，老師並未對這篇既不需要背誦也不需要深度解讀的課文有太多展開，但我直到如今都還記得裏面的一些細節。它揭露了當時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對出身鄉村、試圖通過前往城市攬工的年輕女性進行的殘酷壓榨與虐待，用血淋淋的事實勾勒出一幅又一幅不堪入目的畫面。
而令我印象深刻的則是夏衍先生為寫出這篇文章所做的努力。為了真實揭露上海日本紗廠中「包身工」的悲慘生活，夏衍在1935年通過上海工人聯盟的組織關係，化裝成工人多次潛入車間、工棚等場所，近距離觀察包身工的日常勞動和生活狀況。他冒着被巡捕房和工廠監工發現的危險，暗中採訪工人，記錄他們的口述經歷，甚至深夜到工棚中目睹包身工擁擠在狹小空間內休息的場景。
調查持續數月，夏衍不僅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還查閱了當時的工廠記錄、賬本等文獻，最終通過系統性分析解構了這種「制度性剝削」。
這种深入調查的風格，恰恰符合新聞學中對於某些新聞工作者的一個定義：「扒糞工（muckraker）」。這類新聞工作者致力於揭露黑暗、深度調查，而其中大名鼎鼎的便是左翼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在閱讀完他的小說《屠場》後，筆者驚覺：這辛辣的筆觸正是在描繪西方的「包身工」。
「人生為了什麼，才有這樣淒涼的夜？」——蕭紅
筆者的祖父常說，中國人是最戀家、且又最會感到近鄉情怯的。誕生於這片土地的鄉土作家，無一不帶有沉重的時代氣息。曾讀過蕭紅的《呼蘭河傳》，但筆者如今已記不起太多內容，只是每當談起這本名著，便從心底滲出一點莫名的壓抑與憂傷。
這份壓抑與憂傷在讀到莫言先生《賣白菜》一文之後再度襲來；那個窮困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所不為人知的心酸與無奈，與困在呼蘭河的女孩隔着時代遙相呼應，最終在這片土地上凝結成一本難念的經。若有機會，如今的人們往往會想要回到過去，重拾童年與故鄉的回憶；但在鄉土作家筆下，故鄉連同過去的一切都成為了一盤懸而未決的棋，只有渾渾噩噩的開始，卻並沒有寫下完美的結局。這是歷史給我的沉重感，也是現實中離不開的地心引力。
莫言先生亦在最近的訪談中提及，許多新聞工作者具備較好的文筆，能夠在拚效率產出社評、新聞稿的同時，以細膩筆觸撰寫詩歌與文集。在我看來，這和新聞工作者「冷眼看世事、熱心助他人」的本質相契合：因為每日都要接觸到世間萬事，所以靈感往往難以枯竭；因為事情見得多，所以更能分析出其本質；因為能夠觀察到人生百態，所以更容易及時伸出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一個好的作家不僅要具備與他人共情的能力，更要學會讓大家與自己共情；而和輿論離得最近的新聞工作者，恰好是這方面的行家。
只是，無論是赤裸現實還是故鄉情結，都在如今這個數據化的時代被層層解構。當代的記者，正在碎片化的信息中重新詮釋新聞的哲學；而當代的作家，又該如何在水泥森林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靈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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