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大道亨通中華潤之 香港對中國革命之特殊貢獻
文/關品方
從1842到1949年，香港可以說對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有特殊貢獻。新中國成立前，香港號稱「西方在遠東的橋頭堡，投資者的樂土」。香港和上海並稱「冒險家的樂園」。從大約100年前起，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和中國國民黨都在香港開展地下活動。關鍵的1930年，周恩來創建了從上海經香港到瑞金的中央秘密交通線。
1927至1930年這三年間，中共中央機關設在上海。因國民黨反動派分子的滲透，中共黨組織有好幾次被叛徒出賣導致損失慘重。中央機關危機重重，決定建立以上海為運營中心的地下交通網絡，通過香港連接到江西蘇區的瑞金。開通這條交通線十分重要，直接影響中共革命的成敗。中共在城市的據點被破壞得相當嚴重，後來決定將中央機關轉移入江西蘇區，也是利用這條交通線。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在香港設立南方局，搭建秘密電台與上海維持通訊聯繫。中共在香港成立的交通總站直屬黨中央交通局，負責人為原南方局秘書長饒衛華，由李少白和廖夢醒協助，電台設在銅鑼灣。中共機要工作的創始人是周恩來，成員包括任弼時和鄧穎超，另外還有3人（都先後犧牲）。1930年1月15日，上海中共中央與香港中共南方局第一次溝通了無線電密碼通信，標誌着中共機要工作的誕生。順便值得一提的是，當年11月中共在香港的秘密電台被破壞，密碼本全部被英國人掌握。易地重建電台時，為了保密，周恩來自創密碼本。1931年初，他親自編製了「豪密」，在長征期間一直沿用。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是「5號」的意思，早在五四期間（1919年，21歲）從事學生運動、成立「覺悟社」時為了決定代號抽籤得來。10名創社成員，6男4女。其中3名女生 : 鄧穎超抽到1號，化名「逸豪」；郭隆真抽到13號（「石杉」）；張若名抽到36號（「杉陸」）。上世紀70年代初，香港有大學生倣效，記得抽到4號的化名「方軍（君）」，粵語英語發音夾雜是香港特色。
1930年建立的電報收發工作由機要工作組全權負責。當年周恩來32歲，任弼時和鄧穎超都是26歲。在上海黨中央、香港和中央蘇區之間，不僅傳遞各種重要文件，也傳遞重要物資如食鹽、紙張、藥品、無線電通信器材等，此外還有人員（交通員）往來，通過香港上承下傳，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人員往來先從上海啟程，到香港後要確定身份無訛，入住什麼賓館、接頭暗語等，都要先行電告香港的中共華南局負責人。到港後潛伏數天，一切情況正常後，才由交通員帶領從香港啟程坐船到汕頭，然後坐火車到潮安，再轉乘韓江小輪到大埔（不是香港的大埔），到達閩粵邊境的清溪之後，再經中共游擊隊控制的永定到達閩西特委所在地虎崗，最後由特委的武裝人員護送到中央蘇區瑞金。
1930年10月，由周恩來部署，上海黨中央高層陸續分小批前往，周恩來等是最後一批；轉移到中央蘇區後，與毛澤東、朱德及陳毅等會合，共同開展井岡山的鬥爭。在這轉移的過程中，一批軍政幹部包括張愛萍、黃火青等先在上海參加準備前往蘇區人員的軍事訓練班。剛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李卓然等要先把蘇聯紅軍步兵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翻譯成中文，經香港的秘密電台發報到蘇區，然後才一同啟程出發。
這條秘密交通線繞過了南方腹地的國民黨控制區域，香港成為這條交通要道上的重要中轉站。紅軍長征之前，中共中央領導人除了上海之外，還有不少從不同地方來到香港之後轉入蘇區，包括鄧小平、劉少奇、胡耀邦、陳雲等200多人都是走的這條閩西交通線。
1949年4月7日，第四野戰軍（簡稱四野）全軍南下。21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四野一路向南，解放武漢、長沙、廣州，一直衝到深圳河北岸，過河就是香港。中央下令解放軍不再南進，「飲馬深圳河」。
香港從1949到1997年，48年來發揮新階段的特殊作用，十分長篇，以後有機會再談。
回頭再說1930年。當年的華南交通總站設在銅鑼灣西岸一座三層高的小樓，選擇李少石和廖夢醒兩人駐守華南交通總站，是周恩來的精心謀劃。廖夢醒的父親廖仲愷是國民黨元老，也是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廖夢醒的母親何香凝出生於香港的茶葉商家庭。為了溝通上海中央機關同江西中央根據地以及和南方各根據地的秘密聯繫，中央交通局特意選擇香港作為華南交通總站駐地，因為香港是自由港便於通行，不言自明。
華南交通總站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輸送幹部。例如鄧小平，1931年2月百色起義失敗後，他（27歲）化裝成商人，由一個交通員護送，步行穿越粵贛邊境的大庾嶺，從廣東南雄交通站護送到韶關，再乘火車到廣州，當晚乘船到香港潛伏稍停，然後輾轉前往中央蘇區。鄧小平對香港充滿激情，估計和他當年九死一生的經歷有關。
黨中央從上海經香港往福建和江西蘇區輸送了很多批幹部，僅1930年9月至12月，除了上述多人之外，還輸送了左權、蕭勁光、徐特立等幾十人。此外還有南方局選調的幹部；東南亞僑黨的幹部被居住地當局驅逐出境的，也先到香港入境再轉入蘇區。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不僅是中共秘密人員通行的華南總站，更是中共秘密電訊交通的研發基地。當時，機密工作組成員搜遍上海的電材商行，自行組裝中共第一部電台並帶着它到香港，實現中共的第一次遠程無線電通信。
秘密交通是地下隱蔽鬥爭中最容易出事的環節。華南交通總站的首任站長饒衛華，不幸1931年9月因内奸出賣在上海被捕；繼任站長肖桂昌1933年亦在上海被捕；第三任站長李少石1934年也是在上海被捕。多條秘密交通支線都先後被國民黨斬斷，只剩一條香港經大埔到蘇區的絕密交通主線得以長期存留，一直堅持到中央紅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1934年10月）為止。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相對安全的香港成為中國沿海各地的企業家和社會名流聚居之地。秘密情報工作的暗戰在香港展開，美國、英國、蘇聯都在香港設有情報機構。東北抗日聯軍、國民黨的軍統、孔祥熙財團法人等，都在香港設有聯絡站。中共中央社會部（簡稱中社部）由潘漢年在香港組建華南情報局，統管滬、港、澳、穗四地的情報工作。富家小姐董慧1937年到延安入讀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被黨組織選調中社部，在潘漢年系統跑交通。董慧的父親董仲維是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香港商會會長。道亨是大道亨通的意思，銀行總部設在香港，在上海有分行，董慧來往十分方便，可以利用道亨銀行賬號為組織轉移資金。
董慧和潘漢年結婚，潘漢年作為商界大亨的女婿，在香港活動如魚得水。相比之下，國民黨在香港的秘密活動條件更好，軍統香港區負責人王新衡是蔣經國在莫斯科留學的同學。香港在戰時（從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香港淪陷為止）可以同天津、南京、上海等日佔區通航通郵。軍統把香港作為敵後工作的聯絡總站，戴笠偶爾會來到香港召開敵後城市軍統骨幹會議。
戰時日本特務也看中香港，因此香港在抗日的情報戰線的敵我鬥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939年秋，中共南方局委員葉劍英親自寫信通知關露，讓她到香港接受任務。關露到達香港，由中社部的潘漢年和廖承志當面交代任務。當年中社部的活躍人物還有王新衡、方知達、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和中西功。
筆者認為，如果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介紹香港歷史上的特殊貢獻，相信對香港特區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有正面的歷史啟迪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周恩來從重慶急電香港和上海，要求兩地的秘密組織立即行動，保護抗日民主人士安全撤離。香港的中共各系統密切配合，立即籌劃營救民主人士從香港返回內地。這些「偷渡客」都是曝光率極高的名人，工作難度極大。中共在香港有堅實的工作基礎。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是廣東人，多年領導香港地下黨組織，發展了不少秘密黨員。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在抗戰期間負責華僑統戰工作，熟悉情況。華南交通總站已經營多年，秘密交通線早已打通。縱橫兩廣的游擊隊（東江縱隊）有港九大隊，秘密根據地在九龍市區，成員大多是來自廣東各地和香港新界的農民。輸送「偷渡客」有東江縱隊的兄弟部隊接應。從香港到廣東和廣西的秘密交通也就有了武裝護衛。
澳門那邊也有接應。中共黨員柯麟在澳門長期經營，同澳門愛國領袖馬萬祺、何賢等密切合作。梁漱溟、范長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名人都從香港經澳門逃回內地。港澳合作的大營救行動，使避居香港的抗日知名人士安全返回內地，集中到廣西桂林。
潘漢年情報系統預先偵獲日本陰謀偷襲珍珠港擴大戰局，中共中央據此力促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形成。周恩來提前部署，調動全部秘密力量營救在香港的愛國人士。後來國民黨各系統也積極行動，國共合作營救香港的民主人士往桂林方向轉移。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內地商賈紛紛逃到香港。1947年國民黨取締民主同盟，許多民主人士避難香港。香港頓時成為中國的政治熱區，各黨派的領袖人物大多聚集到香港。1948年5月，中共的解放戰爭（軍事）和為建立新中國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政治）的部署同步加速。後者迫切要把民主人士平安地接到解放區來。為此，潘漢年、錢之光與方方、章漢夫、夏衍等一起商議怎樣運送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組專職負責。中央指示長江以南進入解放區的政協代表要經香港轉運，許多文化界人士，還有一些南洋華僑都要求去解放區，加上商人和大學生，總共大約400人經過香港北上。接站、住宿、掩護和轉運的工作繁複，每個環節都要考慮周到。這種性質屬於「偷渡」的安排，關鍵是找到船隻。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船隻一定要有適航保證，而且最好是外國輪船，因為海關檢查對外輪要寬鬆些。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錢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的身份開展工作。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創辦了「聯和公司」。當年在香港的事業要盡快擴大規模，錢之光在皇后大道中畢打行六樓租了寫字樓，住處也搬到成和道一幢臨街樓房。新公司要起個好名字，錢之光提出「華潤」，中華的「華」代表中國，毛潤之的「潤」代表共產黨。華潤公司發展到今天，是中國政府對外貿易在香港的進出口總代理，規模越來越大，現在是央企，眾所周知。
回想當年，毛主席指揮大軍南下是險棋，周總理部署民主人士北上也是險棋。思維縝密的周恩來反覆思忖，指示香港分局：民主人士北上必須做到萬無一失，每條船都必須有共產黨員隨船護送，共同赴險。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總共護送了民主人士20多批約350人北上，加上中共幹部700多人，1000多人全部安全抵達。
大道亨通，中華潤之。篳路藍縷，名不虛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