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立場》案判決　是法律不是自由問題

文/葉文斌

經歷兩年多時間，轟動一時的《立場新聞》案（《立場》）終於有裁決，區域法院裁定鍾沛權、林紹桐及《立場》母公司 Best Pencil(Hong Kong) Limited 罪名成立。在報道中，筆者看到其中一被告林紹桐的陳情信（陳情非求情），大意是拿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指自己是「捍衛新聞自由的人」。不過，筆者須指出，新聞自由是一回事，是否有違法，是另一回事。

根據案情，眾被告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案件的爭議，除了是17篇文章是否有煽動性、被告是否有煽動意圖，控辯雙方還在爭議罪行的合憲性，以及是否需要證明被告的犯罪意圖。在2021年12月被告被捕時，時為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就指出過，如果在審視文章時，涉及主觀元素，例如向受訪者表示同情或感謝，並與受訪者立場一致，就並非屬報道，已經是支持，並透過受訪者言論去表達說法。日前（28日）李桂華再見傳媒，表示涉案文章內容包括污衊國安法及其執法行動、散播分裂國家的訊息、鼓吹推翻政權等訊息，公眾可以思考，這到底是不是單純新聞自由的問題。

今日再看林紹桐的陳情，似乎其陳情內容，是把側重點放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新聞工作者「效忠誰」的問題，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筆者要點出的問題更重要，就是《立場》的涉案文章，到底有沒有違法，有沒有煽動意圖。警方以至法庭所針對的，不是新聞報道，而是其內容有沒有煽動、煽惑，或者藉報告而誘發煽動。我們可以理解為，被告強調的是新聞自由，但在執法部門以至法庭而言，形式不是問題，有沒有人犯罪才是根本要處理的問題。

新聞自由與違法之間，界線理應是清晰的，例如有人作出恐嚇之言詞，違法就是違法，不會因為恐嚇之詞出現在媒體上，所以是「新聞自由一部分」；同理，《立場》以至其管理層，亦不會因為媒體或媒體人身份而免去法律責任。這事情值得斟酌的可能是，如果是受訪者說話，傳媒照報道，如何？又或者，媒體對一些可能違法之言論表示支持、感謝，又如何？

筆者認為，以上情況，可能會被理解為支持違法言論、行徑，從而產生到煽動效果；如要說傳媒的「效忠對象」是公眾，那麼傳媒的負責對象，也是公眾以至社會嗎？傳媒有傳播功能，也有守法義務，就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他的欺詐罪、非法集結以至涉及香港國安法的罪行或案件，不會因為其一句「傳媒人」身份控罪就煙消雲散，警方執法或法庭判決的重點，始終在於證據。

在互聯網上，已經出現不少為《立場》「伸冤」的聲音，但這案件是經過法庭審訊後裁決的，社會除了看受審對象，也應該審視法庭的理據；《立場》內容有煽動性而不執法，這會否才是對法律的一種藐視？《立場》得過多少獎，曾經有多少讀者支持是一件事，但其內容有沒有違法，是法庭處理的事，筆者要重申，《立場》案的被告在案件有一定角色，不是「剛巧成為被告」。

（作者為民建聯副秘書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屯門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