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時代 香港三聯書店為何創辦《讀書雜誌》
文/傅偉中
歷時經年精心籌備的《讀書雜誌》，終於在第三十一屆香港書展展露她充滿書捲氣而又清新脫俗的迷人氣質。這是聯合出版集團和香港三聯書店致力於推廣閱讀文化、建設書香社會獻出的又一份別緻的禮物。
喧囂的世界，巨變的時代，浮躁的人心，聯合出版人依然守正創新，不忘初心，希冀香港三聯藉《讀書雜誌》守住一方淨土，捧出一瓣心香，涵養一汪清泉，以「文化傳承、文明互鑒」為願景，致力成為華文世界閱讀的文化園地、兩岸三地學人的交流平台，以及向讀者傳播文化、推介好書的權威媒介，履行「中華文化傳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香港社會建設者」社會責任，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書香社會助力賦能。
《讀書雜誌》的基因與溯源
關心《讀書雜誌》的朋友可能會問，科學技術的加速發展，增強現實(AR)、虛擬實境(VR)和互聯網(Internet)技術使得「元宇宙」這樣一個平行於現實世界且高度互通的虛擬世界，正在從概念變成現實。在紙質出版物日漸式微的虛擬時代，聯合出版和香港三聯為何要創辦《讀書雜誌》？
回望聯合出版的輝煌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出好書、編刊物、辦雜誌，是三聯書店一脈相傳的基因傳承。三聯書店的前身是鄒韜奮、徐伯昕等先生1930年代在上海創立的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1948年，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在香港合併，正式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可以說，香港是三聯書店的創始之地，迄今已有七十三年歷史了。
1932年，生活書店創立，其前身是《生活》週刊社；1935年成立的新知書店，前身是《中國農村》月刊；而1936年成立的讀書出版社，是從1934年創刊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發展起來的。及至新中國成立後，香港三聯書店的部分人員遷往北京，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管理處」，1950年代初併入人民出版社，後於1986年恢復建制。同年，上海三聯書店亦復建。數十年來，京滬港三地的三聯書店雖歸屬不同的出版集團，但同根同源，都是三聯品牌的繼承者、維護者和創新者，形成了各自的出版特色，服務不同地區的讀者，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京滬港三地三聯書店在致力於出版主業基礎上，將創辦刊物、普及新知視為己任。為世人熟知的《讀書》創刊於1955年，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北京出版的人文學術月刊，當時刊名為《讀書月報》，1960年後停刊，1979年4月10日以《讀書》刊名復刊，辦刊宗旨是：展示讀書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對當代生活的人文關懷，內容以書評和學術性探討為主，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凡是書及與書有關的人、事、現象都是《讀書》關注的範圍，內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現象和社會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會科學，以及建築、美術、影視、舞台等藝術評論和部分自然科學，並以引領思潮聞名，雜誌的主要撰稿人大都為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響的學人。
《讀書》連同創刊於1990年代中期的《三聯生活週刊》和《愛樂》雜誌，以及上海三聯的《書城》雜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誕生，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一代代讀者和愛書人共同成長，在文化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由三聯書店1955年創辦的《讀書月報》直至上溯至近現代中國出版文化史的浩瀚源流，我們還發現，胡適先生1922年9月主持的《努力週報》也曾發行過副刊名為《讀書雜誌》的增刊，以為引導大眾讀書明理。《努力週報》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創刊，由胡適主辦，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由此看來，《讀書雜誌》是《努力週報》的增刊。
《努力週報》惜於1923年10月31日終刊，然《讀書雜誌》的發行並未隨着《努力週報》正刊的終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24年2月。這期間，《讀書雜誌》共發行了十八期。這十八期《讀書雜誌》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學者，他們分別是丁文江、吳虞、任鴻雋、胡適、胡堇人、徐旭生、陸侃如、梁啟超、遊國恩、董作賓、劉掞藜、陳衡哲、錢玄同、顧頡剛。當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學界已有較大的影響力。之後，歷史證明，這十四人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上作出卓越貢獻，具有重要地位。
以仰望的姿態回顧這些學人當時的年齡、職業和他們所關注的問題，我們注意到，丁文江，36歲，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吳虞，51歲，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荀子之政治論》；任鴻雋，47歲，中國科學社理事長兼社長，《評湯姆生的科學大綱》；胡適，31歲，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西遊記考證》《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等；胡堇人，40歲，上莊毓英小學主事，《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以後》；徐旭生，35歲，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天問釋疑》；陸侃如，19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宋玉賦考》等；梁啟超，50歲，清華大學教授，《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遊國恩，24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荀卿考》；董作賓，24歲，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讀〈西遊記考證〉》；劉掞藜，24歲，東南大學史地部副主任，《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等；陳衡哲，33歲，東南大學教授，《研究歷史應具的常識》等；錢玄同，36歲，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答顧頡剛先生書》《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顧頡剛，30歲，北京大學國學門助教，《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胡二先生書》《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書》。這是何等的群星璀璨！
上述學人中年齡最長者吳虞，時年51歲；最小者陸侃如，僅19歲。他們所發表的文章多以文史考證為主，兼論古史。十八期《讀書雜誌》每一期都有亮點，特別是當時學人之間的一些學術論爭，開啟心智，探求新知，從文章風格以及按語之中均可窺得端倪。
彼時的《讀書雜誌》學術性強，但亦不乏趣味性可讀性。年齡最小的陸侃如在《讀書雜誌》發表三篇文章，有《大招，招魂，遠遊的著者問題——〈屈原評傳〉「餘論」之一》（第2期），《讀〈讀楚辭〉》（第4期），《宋玉賦考》（第17期）。發文數量僅次於胡適、顧頡剛、劉掞藜三先生，與陳衡哲並列第四位。對於一個十九歲的學生而言，這是極為難得的。而文章之所以發表，主要是因為其文風與辦刊宗旨及主編胡適品味較為一致。
胡適先生深諳考據之道，特別是在1921年11月《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中總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文存》捲二）作文之法。《讀書雜誌》第1期所刊胡適《讀楚辭》一文，引導著刊物風格的走向。胡適在《大招，招魂，遠遊的著者問題》文後的按語所雲，「陸先生這篇考證是很有價值的著作。他雖不肯否認屈原的傳說，但他證明《大招》與《遠遊》是東漢時人的作品，他用的方法很精密，使我們很佩服」，更是肯定了上述推斷。
1921年12月3日，陸侃如在《讀書雜誌》第4期發表《讀〈讀楚辭〉》一文，關於此文的寫作，文中開篇即言系胡適將《讀書雜誌》第1期寄給他，讓他作批評之文。胡適在《讀楚辭》中否認屈原傳說，而陸侃如則針鋒相對提出「屈原的傳說是不能否認的」觀點。這種論辯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皆有材料支撐，兩文對讀，特別精彩。同樣，胡適《西遊記考證》發表後，時年24歲的董作賓作《讀〈西遊記考證〉》，為胡文提供諸多補充材料，胡適又在董文後附錄「後記」。這種學術互動式交流以較為完備的成果告終，呈現出的動態過程頗有利於檢驗實證研究成果的對與錯，其獨立之態度，縝密之思維，厚重之積澱在討論之中隨之呈現。
關於《讀書雜誌》宗旨，胡適先生在其撰寫的《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一文中提出兩點緣由：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是「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這兩點在刊物編輯過程中貫徹得很好。在《讀書雜誌》中，胡適、胡堇人、劉掞藜、錢玄同、顧頡剛五人就古史問題進行討論，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萬字。關於古史問題的集中討論藉助報刊呈之於眾，頗有一種追求科學精神的擔當，各種論辯問難尤為精彩。
彼時在《讀書雜誌》著文的還有丁文江、吳虞、任鴻雋、徐旭生、梁啟超、陳衡哲諸先生，他們或出名門之後，或已然名聲顯赫。在這之中的陳衡哲是唯一一位女性，一生擁有很多頭銜。她曾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碩士，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朋友圈中鴻儒、高官、學者、作家皆有。在重慶時，她曾應周恩來之邀訪問過紅岩村。學術成就主要在西方史方面，有《西洋史》《歐洲復興史》《文藝復興小史》等著作。
現在看來，《讀書雜誌》雖以增刊之名，但行探求新知推廣閱讀之實。「疑古 」「信古」之爭發端於此刊，以「疑古」之勝告終。之後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為基調，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對中國史學研究和中華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出版人的「月亮與六便士」
讀過毛姆小說《月亮與六便士》的朋友都知道，其實這本書從頭到尾也沒有提到過月亮和六便士。書名來自於十九世紀一位評論家對毛姆的上一本小說《人性的枷鎖》主人公的評價：他像很多青年人一樣，終日仰慕月亮，卻從來也沒有看到自己腳下的硬幣六便士。
毛姆很喜歡這個評價並以此為期許，決定以《月亮和六便士》作為下一本小說的書名。對於《月亮和六便士》的篇名，後來毛姆自己解釋其中真意：如果你試圖在地上尋找一枚六便士的硬幣，你就不會抬頭，並會因此錯過月亮（If you look on the ground in search of a sixpence, you don't look up, and so miss the moon）。這邊是「月亮與六便士」的書名和典故的由來。
聯合出版歷史上素有葆有文化理想與情懷的前輩與同仁。藉着《讀書雜誌》創刊號將在下月初正式面世的機會，我想與各位關心支持《讀書雜誌》的朋友一起分享香港三聯創辦的《讀書雜誌》的緣起，也表達我們對這本新刊的祝福和期許。
香港三聯一直將「秉持人文精神，堅守文化理想」奉為圭臬。過去數十年間，香港的出版和印刷業蓬勃發展，是全球中文書刊重要的出版中心和印刷中心，每年出版逾萬種圖書、五十多份報章和七百多種雜誌。在這數百份雜誌中，文化藝術類期刊雖數量不多，卻頗具社會影響，為促進思想交流、傳播中華文化，發揮了無可取替的作用。
香港曾經是亞太重要的華文出版中心。二十一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香港的出版傳媒環境經歷急遽變化。紙質媒體與電子媒體互動，跨平台媒介不斷延展，深耕垂直領域的自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是種種，一方面應和讀者在互聯網時代獲取資訊和知識的需求和喜好，另一方面也為新時代的閱讀者塑造了全新的、前所未見的閱讀場景。在訊息氾濫的當下，越來越多的讀者不滿足於僅僅透過報章和雜誌獲取資訊，而是希望出版物能夠成為精神世界、生活態度及生活品味的承載，在喧囂的世界尋找一方淨土。這邊是即便在紙質出版物日漸式微的互聯網元宇宙時代，我們創辦《讀書雜誌》的初心。
有感於香港三聯對文化建設的赤誠之心，在文史哲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造詣極深的學人大家如金耀基、李焯芬、陳平原、陳萬雄、梁元生、許紀霖、鄭培凱等，欣然應允擔任《讀書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而為《讀書雜誌》試刊號撰稿的名人名家或學界新秀，他們或記述、或評論、或自在漫談，着眼社會熱點，關顧時興議題，與讀者分享交流，親切生動又不拘一格，使得書中文章兼具思想性、可讀性和趣味性。
試刊號中，我們邀請了香港學者毛升撰寫《傅高義在香港的四天》，分享當代著名學者傅高義與中國的至深緣分；邀請資深出版人陳萬雄博士等憶述閱讀啟蒙種種，由此一窺香港在過去半世紀間文化發展的脈絡源流；編輯同仁黃天撰寫的《我在三聯編經典之明式傢俱珍賞》，回顧出版人與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交往，以及數篇有關張愛玲、黃霑、奈保爾的文章，讀來如臨其境引人入勝。特別是「文化焦點」欄目，六篇文章聚焦香港的非遺和考古新發現，體現了濃鬱的文化關懷和香港特色。
在即將出版的創刊號上，香港三聯請來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撰寫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百歲紀念文章，也請來兩位香港學者回憶香港知名詩人戴天以及香港詩壇遷變等諸多好文，文體不拘，思想激蕩，且不約而同立於香港，聚攏中國內地及海外諸學人名士，以期達致文化傳承、文明互鑒的清雅與和諧。相信值得關心《讀書雜誌》的朋友們拭目以待。
「在路上，在現場，在遠方」
曾記得，一個國家的國家博物館大門醒目地鐫刻着：只有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活着，這個國家才活着。數十年的出版職業生涯，我也深刻體悟到，從結繩記事到光與電的時代，出版人的歷史責任和文化擔當從來也未曾缺席。可以說，古今中外時代變革的歷史長河裡，「在路上，在現場，在遠方」，一直都是出版人的崇高使命和職業理想。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習近平主席精準地道出了全球文明發展的邏輯鏈。在這方面，香港擁有豐富的文化積澱、東西交匯的地緣優勢，一直扮演着聯通內地及海外的重要角色。在今年三月公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特別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希望香港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新時期新階段，聯合出版集團提出，集團的宗旨是「以文化人、以書立社」，社會責任是「中華文化傳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香港社會建設者」，立場原則是「把握主線、突出主題、做強主業、壯大主流」，精神風貌是「全球視野、世界格局、中國氣派、香港特色」，發展思路是「深耕香港、面向世界、注重原創、兼顧引進」，發展願景是「文化寶地、文明陣地、輿論高地」，服務我們熱愛的讀者、作者。
由此，聯合出版任重道遠。集團提出，「文化傳承，文明互鑒」是《讀書雜誌》的辦刊宗旨，閱讀與好書是辦好雜誌的核心元素，《讀書雜誌》並不僅僅是一份紙質雜誌，而是一份糅合紙本與電子出版、兼及線上與線下受眾的復合形態出版物，是一個聯結編者、讀者、譯者和作者的廣闊平台，聚焦閱讀和推薦好書是鏈接這個平台上不同文化背景、經歷與經驗各異的作者、讀者的核心競爭力。
「在路上、在現場、在遠方」，始終用情繫中華文化、關切家國命運及社會發展、時代變遷的情懷、理念與思維做出版辦刊物，香港三聯書店把《讀書雜誌》辦好，是聯合出版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的職責使命與應有之意。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源遠流長，生生不息。我們熱切盼望，聯合出版人守正創新，不忘初心，以「文化傳承、文明互鑒」為願景，汲養智慧，潤澤心靈，真正把《讀書雜誌》辦成讀者朋友們喜愛的一方淨土、一瓣心香、一汪清泉。
讀書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胡適先生一百年前撰寫的《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一文說過：希望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是「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先生也曾撰有名聯：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道不盡的都是讀書的無上價值和出版人對文化的滿滿誠意。
在《讀書雜誌》即將正式創刊之際，願以胡適和張元濟先生的話與雜誌社編輯諸君和出版同仁以及廣大讀者朋友一同期許和共勉。
由是記之。讓好書伴我們一起「在路上、在現場、在遠方」……
（作者為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