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偉業 |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1935年1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遵義城琵琶橋(後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原貴州軍閥師長柏輝章的公館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劉少奇、王稼祥、鄧發、何克全(凱豐)，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林彪，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根據絕大多數的意見和要求，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隨後，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使紅軍和黨中央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下來。從此以後，紅軍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紅軍為保存實力不得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兵折將。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遵義會議就是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當時，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遵義會議制定了紅軍爾後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後，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隨後，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據當時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回憶說：「在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和張聞天的發言中，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李德可說毫不留情，措詞十分尖銳嚴厲，多處直接指責了他個人。對博古則留有餘地，並且對事不對人。毛澤東會下還曾向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打了招呼，讓他們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對博古這個才20多歲的中央負責人，儘量予以愛護和照顧。毛澤東這樣做，使李德完全孤立。毛澤東的處理方法實際效果很好，會議團結和爭取了博古，使他冷靜地聽取了批評意見，開始認識並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他在1943年12月明確指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89頁。） 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夕剛剛再任中央秘書長，他在40多年後審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明確要求刪掉原稿中「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一語中的「實際上」三個字。他說他當時是黨的秘書長，是遵義會議的與會者。會後的行軍中，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

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不只是因為他和周恩來、朱德一起承擔最高軍事指揮的職責，也不只是因為他成為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核心成員，而加重了他在黨和軍隊的發言權，更主要的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命運轉折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一貫主張的軍事路線和作戰方針重新為黨中央所接受，成為指引紅軍轉危為安的行動指南。

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工農紅軍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能夠沿著正確的航向向前發展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百年偉業系列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