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筆者作文紀念，意猶未盡，百年回眸，感慨良多。中國過去近200年的歷史證明，首先要革命成功，然後不斷改良，才是正路。孫中山偉大之處在於，洞察這個先後次序。他期盼中國領土金甌無缺，希望後世承先啟後，復興輝煌大業。
革命和改良之間是什麼關係？可以從孫中山和梁啟超之間長達27年的互動看出端倪。
孫中山和梁啟超是同期的人物，孫中山較梁年長7歲。兩人1898年在日本東京初次見面時，梁啟超25歲，孫32歲；此後彼此交往，在政治理念和進步事業上的取態，既有分岐亦有相同，關係複雜。筆者認為，他們在改良、革命之間，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採取什麼手段最可行、什麼主義和制度最合適，彼此雖存在差異，但方向相同。他們兩人的出發點都是憂國憂民，共此一心為國謀。百年回眸，其實很多方面都殊途同歸，相異之處經得起歷史的分析審視，共同之處是同樣以身許國，終生不渝。
1898年康有為和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先後分別逃亡至東京。孫中山前往慰問，但康有為以帝師自居，拒絕與革命黨首領往來。梁啟超的想法不一樣，通過陳少白與孫中山交流，希望找到共同點，為了救國，一起合作。康有為當年已40歲，保守傲慢。三人不歡而散，主要原因是康有為自恃曾親沐皇恩、自稱有光緒的衣帶詔。最初，梁啟超因對康有為執弟子之禮，感到師命難違。
孫中山是革命派要推翻滿清，梁啟超是改良派要君主立憲，康有為是保皇派要維護滿清，視孫中山為亂臣賊子、視梁啟超為背叛師門。
從1899年起，梁啟超搬開康有為，多次和孫中山進行會談，探討兩人合作的可能性。梁啟超幫助唐才常籌募資金支持他在國內的勤王活動。孫中山的興中會籌募資金支援國內的革命組織準備起義行動。兩人在交往過程中惺惺相惜，討論合作細節，但由於康有為的反對，孫梁的合作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在政治理念上進行交流時激烈碰撞互相啟發。
康有為堅持保皇立場，以「奉有密詔」、「起兵勤王」為由，拒絕與被他視為叛逆朝廷的孫中山合作。梁啟超年輕有為，思想活躍，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能力異於常人。他以開放的態度接納孫中山相當激進的思維，和康有為漸行漸遠。這段期間，梁在「改良立憲」與孫在「革命共和」的道路上形成根本分歧。
1899年7月，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簡稱保皇會），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早在1894年已成立）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他們分屬不同政治陣營。康是老一輩、有一整套思維體系，孫梁兩人年齡接近、思想碰撞之餘，儘管孫年紀大些，但梁治學嚴謹，孫其實受益於梁的啟迪不少。梁啟超政治理念多，孫中山親身體驗多，兩人來自毗鄰的新會和香山，以廣東話交談，因此更形親切。
1899年，孫中山介紹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基於兩人的相互信任與合作意願。當時，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的興中會已5年，致力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體，是一個革命組織。梁啟超經歷戊戌變法的洗禮，年紀輕輕但聲望頗高，和民眾接觸有影響力及親和力。孫中山希望梁啟超為興中會帶來更多支持和資源。梁啟超到檀香山後，受到興中會的熱情接待。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對梁啟超非常友好，招待優渥，還讓兒子拜梁啟超為啟蒙老師。梁啟超當然優而為之，如魚得水。
梁啟超在檀香山的活動逐漸偏離了孫中山的初衷。他開始在興中會發展保皇會成員，以開明態度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以他的口才和聲望贏得了部分興中會會員的信任。梁啟超聲稱：「我們現在名義上是保皇，實質上是革命。」這一策略吸引了許多原本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華僑紛紛轉向支持梁啟超詮釋的保皇會，其實和康有為心目中維護帝制的保皇會截然不同。
梁啟超在檀香山籌集到大量資金，卻主要用於支持保皇會在國內的勤王活動，而非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孫中山隨後來到檀香山進行籌款活動時，僅籌集到2000餘元、遠不及梁啟超籌集到的10萬餘元，形成強烈對比。孫中山頗為不滿，最終興中會內部分裂，孫中山本人在檀香山的影響力大減。事件反映了當時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複雜關係和嚴重分岐。
1900年，兩人先後回到日本。孫中山愛才、希望梁啟超能幫助他。雙方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在改革和革命兩條道路之間仍有分歧，合作未能實現，只同意保持交流溝通。他們在尋找救國救民道路上的探索與努力，代表當年中國謀求出路是多麼艱辛。他們的思想碰撞，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在轉型期間不同的救國方法和路徑選擇。
孫中山主張通過武裝革命推翻清朝，倣效西方建立共和政體；梁啟超認為應通過教化以啟迪民智的方式循序漸進，因此支持君主立憲制。梁啟超因為孫中山的介紹和引薦，在檀香山獲得了興中會部分成員的信任並發展保皇會成員，被孫中山視為「挖牆腳」。梁啟超聲稱自己名義上是「保皇」，實質上是革命；因為民眾需要逐步引導啟發。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翌年中華民國成立。各地軍閥割據，因為各自有帝國主義勢力支持。從1900到1911，梁啟超在學術上突飛猛進，他勤於介紹各國嶄新思潮，文章極受歡迎而他又多產，自成一家之言，儼然一代宗師；影響了當年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從梁啟超的思想吸取養分而各有所得。梁啟超思想活躍，與時俱進，以海外的生活體驗拓寬世界觀之後，以學者的姿態引領民心的歸趨。關鍵是這10年間他完成了一個飛躍，從支持君主立憲轉向支持民主共和。他以文章經國，筆端常帶感情，他的文章，議時論政，一紙風行，讀者趨之若鶩。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46歲）出任臨時大總統，梁啟超（39歲）作為首任內閣成員出任法務部部長。後來兩人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尤其是反對袁世凱1915年稱帝（和後來的張勳1917年復闢），梁啟超與孫中山的思想已有所交集，找到共同點。梁啟超在上海聯絡各派反袁勢力包括革命派，顯示出他在反對專制統治方面和孫中山有普遍共識。中國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兩種思潮的互動沖突，120多年後的今天回望當年，共同點是救國救民。1917年俄國大革命之前，對中國出路的辯論，還未發展到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之爭。孫梁兩人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革新複雜性的縮影，感嘆和唏噓之餘，這個過程其實不可避免。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檢視孫梁之爭的來龍去脈，梁啟超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就對孫中山鬧革命有所耳聞，對他的想法產生了濃厚興趣。兩人終於在東京見面時，相逢不必恨晚，探討過聯合建黨的可能性，一度計劃以孫為會長，梁為副會長。當年康有為極力反對，因此未能成功。梁啟超對孫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步深入了解後，內心表示欽佩，雙方並無敵意。兩人都在流亡期間被清廷緝捕。他們交流思想、探討將來；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革命也好、改良也罷，優劣都有，各自表述，求同存異，深入探索就得。這是他們兩人難能可貴之處。
孫中山和梁啟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謂一時瑜亮，評價不同。梁啟超被譽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他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孫中山以其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歷史貢獻而名垂後世。他的三民主義思想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論基礎。儘管他們政治立場不同，其實共同點不少，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共同推動了中國的革命和進步。
1903年，孫中山志向已決，要徹底推翻滿清皇朝；梁啟超堅持辦教育、開民智。孫中山發行「軍需債券」籌集資金鬧革命，梁啟超籌集資金辦校辦報做宣傳。1905年，孫中山領導成立同盟會，成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全力準備武裝起義，6年後辛亥革命成功。梁啟超發揮他的所長，宣傳進步思想喚起民眾覺醒，客觀上催生了一整代救國青年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個槍杆子，一個筆杆子。從這個角度看，孫梁兩人表面上是對立，本質上是殊途同歸，客觀上是互相補助，只是當年在思想和行動兩大派系之間的良性互動，他們並不清楚知道。
孫中山和梁啟超反映了他們在清末民初的板蕩時期，對國家前途的不同思考。儘管兩人在早期有過短暫合流，後來分道揚鏢，最後還是互相成就。情況就如上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在革新和改良之間存在分岐，但家國情懷雷同。
孫中山堅持革命，梁啟超堅持改良，兩人救國救民的目標一致。梁啟超是做學問的。儘管當年他年紀較輕，但對於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比較孫中山更為深入。孫中山是行動派，需要政治理念的提升，他從梁啟超那裏得益不少。梁啟超是第一個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人。孫中山後來三民主義裏面的民族主義，溯源自梁啟超定義的中華民族。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如果只為推翻滿清皇朝顯然並不足夠，梁啟超在憲制政治方面的理論，為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以及其後的五權憲法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因此，兩人在競爭與對立的過程中其實相互促進，彼此成就。梁啟超後來與康有為割席。康梁分道揚鑣後，梁啟超轉而同情孫中山的同盟會，對民主共和的政制不斷出謀獻策，在關鍵時刻和孫中山走在一起，參與到反對清朝無可救藥的腐敗統治。在議論中國未來的政體形式時，梁啟超從最初的君主立憲轉變為接受民主共和，遂有1912年他擁護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並樂意參予到首任內閣中來。
1917年俄國大革命爆發，「為中國送來了共產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重組。孫中山促成國共合作，整軍經武，準備北伐統一全國。期間梁啟超「轉換賽道」、著書立說講學，建設清華大學，成為一代國學宗師。可惜天不假年，孫中山和梁啟超先後在1925年和1929年逝世。不論革命還是改良，自有後來人接力傳承，且看百年後今日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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