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上月27日，香港文學館正式對公眾亮相，筆者上周花了半天仔細參訪。正是：萬物有文，文裏尋花；這個文學館相當小型，只有兩層共六間展覽室，但意義不凡，值得介紹。香港在霓虹閃爍、光華燦爛、高速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背後，其實孕育了無數文學創作靈感，從文學延伸到跨界藝術，包括電影、美術和音樂，展示香港文學的魅力和香港多元化的面貌。其中的養分，大部分來自南來的文學作家。
過去100年來，一直有不少南來作家來到香港。香港是中外文化交流薈萃的窗口，有它的獨特之處；而這正是「一國兩制」的優勢，不可忽視。最近香港文學館和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覽，走進了文學的時光卷軸，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出逾300件共24位南遷至香港的作家手跡及物品，值得推介。
上世紀先後有3次內地文人來到香港熱潮，在香港創作，參與各類文學活動，把中華傳統文化的氛圍帶到當時仍然是英國以殖民方式管治的香港。他們包括戴望舒、蕭紅、許地山、朱光潛、張愛玲、金庸等知名作家。其中尤以抗日戰爭期間的南來文學，體現民族主義的氣節，值得我們追尋那段烽火連天的日日夜夜，總共大約有50多個南來作家在香港或長或短的行蹤。一部中國抗戰史，文學創作堅持不懈，不屈不撓，直到中華民族取得最後勝利為止。筆者最大的感觸，是在戰火紛亂、危在旦夕的年代，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並沒有放棄民族立場和氣節，在校園內弦歌不輟，在創作上文學不斷。正是這種民族傳承，最終讓中國人民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開啟民族自救和民族復興的嶄新一頁。
南來作家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創作力量，香港的特殊地位，讓他們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上世紀香港文學發展歷史，前後3代南來作家包括第一代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夏衍、戴望舒、蕭紅、郁達夫等人，第二代李輝英、徐速、許地山、朱光潛等人，第三代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在香港有相當影響力，遍及新聞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張愛玲和查良鏞更是跨代歷久不衰，影響及於電影和歌曲以至其他文藝創作範疇。他們二人值得另文分別大書特書。
香港在抗日戰爭時期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是永恒的主題，卻一直被忽視。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官員，在這方面需要多加注意，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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