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隨着終審法院在日前接受某國安案件的上訴，去年曾引發熱議的香港國安法減刑問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究竟本港普通法減刑原則會否「僭建」國安法或降低國安法的阻嚇力，法庭只考慮「減刑」不提「加刑」，又會否醞釀另一次國安法釋法呢？
一、兩大法律觀點待終審釐清
終審法院在接納上訴的判詞中，指出須釐清兩個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
(1) 國安法第21條中關於罪行屬情節嚴重者的判刑條文，即「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該如何恰當詮釋，特別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
(2) 判罰適用國安法第33條第1段的罪行，該如何恰當詮釋這項條文，特別是當中指明的三項條件是否已盡列無遺，即若該三項條件無一成立，屬國安法第21條下情節嚴重的罪行，刑罰便不能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還是容許此等罪行的刑罰可基於其他求情理由而減輕？
二、豈能以普通法原則「僭建」國安法條文
據香港國安法第21條，犯罪情節嚴重者，應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刑期應為5年，這一點在「呂世瑜案」區域法院原審時，於判詞48-54節顯示控辯雙方以及法官都同意這一點，控方更舉了英國案例 「R v Andrew James Jordan and others」作論證。
然而，不斷有為國安犯辯護的律師搬出普通法理論，妄圖「僭建」國安法條文，稱香港國安法的字眼是「有期徒刑」，並非「最低刑期」，按照現時通用的減刑原則，被告在交付程序前認罪應獲得三分一的刑期扣減，實則刑期不應受國安法所列的刑期限制。
需要釐清的是，國安法的減刑條件與普通法並不相同，國安法第33條僅列明三種減刑情況，第一類為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第二類屬於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第三類則為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如查證屬實，或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則可獲得減刑。
很明顯，普通法常見的被告被執法部門偵查逮捕後，於交付法律程序前認罪，根本不在國安法減刑條件之列，其他香港法庭常見的減刑理由，包括被告患情緒病精神失常、被告出身良好受高等教育、以及被告在脅迫下犯罪，均不在國安法的減刑理由之列。
三、普通法刑事案件的減刑準則豈能適用於國安案件
香港法院在量刑時，自上個世紀末開始，對於審訊前認罪者，一般會扣除三分一。其後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改革，為防止疑犯見勝算不高，在刑事程序中後期才認罪，上訴庭於在2016年的標誌性案例「吳文南案」及「Amdou Maikido Abdoulkarim 案」作檢討，在判詞第54-58節考慮了2014-2015年的定罪及認罪數據，其後分析多宗個別案例，來衡量減刑準則。法庭特別在判詞第78-92節，考慮9宗本地案例來檢討「三分之一刑期扣減」準則。最終法庭建議認罪扣減的量刑新指引，採取越早認罪減刑越多的原則，希望節省司法資源，讓犯罪者有更大誘因認罪。
然而，筆者細閱「吳文南案」及「Amdou Maikido Abdoulkarim 案」判詞，發現法官設立刑期扣減指引時所參考的案例，無一與國家安全有關。而標誌性案例「吳文南案」，案情只不過是一名來自越南的非法入境者吳文南，被警察截查身份證時，承認自己非法入境，更曾夥同兩名越南人在東涌打劫一名的士司機，獲得贓款約3500元，這連情節嚴重都未必稱得上。
故此，上訴庭基於「吳文南案」所頒布的減刑原則有明顯缺失，無論是案情本身，乃至於判詞中所參詳的其他案例，均與國安無關，自然不能應用在國安被告的減刑處理，所以不少黃媒稱被告們「受國安法刑期所限而失去減刑機會」，簡直荒謬！
四、國安法情節嚴重者總刑期須為5年以上
此時，也不難看出一直爭議國安法立法意圖、妄想以普通法減刑原則「僭建」國安法條文的辯護律師們，他們的國安意識非常薄弱，竟認為基於普通搶劫案「吳文南案」所確立的減刑標準適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難怪在「呂世瑜案」一審時，煽動顛覆國家情節嚴重，罪證確鑿，被告不僅涉在網上出售胡椒球槍，更涉作為Telegram頻道管理人發布「港獨」文宣，但判詞顯示，被告的辯護大狀到最後一刻，仍希望法庭再研判到底案情是否屬於「情節嚴重」，皆因不屬於犯罪情節嚴重者，就不必處以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這個奢想被上訴庭打破，上訴庭不但駁回呂世瑜所有上訴理據，確立此案為「情節嚴重」，更定出量刑框架，「情節嚴重」案件的量刑須有下限。上訴庭在判詞第91節確定國安法第33條第1段所列的減刑條件已屬盡列無遺的，同時普通法「吳文南案」確立的刑期扣減原則及計法並不適用。上訴庭也確立，若案情符合國安法第33條所列的三大減刑條件，被告可能獲減輕處罰，由「情節嚴重」減輕至「情節較輕」。
五、終審上訴與醞釀另一次釋法
既然國安法條文寫得這麼清楚，終審仍接納上訴，去探討「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實在令人費解。而另一個上訴理據更具無限延展性，關於是否容許國安法第21條情節嚴重的罪行基於其他求情理由而減輕。
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知道有正反兩面，既然終院將探討「減刑」，未來是否又要開庭探討「加刑」？
在香港普通法裏，除謀殺須判終身監禁外，大多數罪行設最高刑罰，法庭可行使酌情權加刑或減刑。假設被告曾有犯罪前科、濫用暴力、欺騙法庭等，絕對構成普通法下的加刑條件。而且，法庭普遍對名人犯法不予姑息，即使他們能輕鬆證明自己出身良好，受過高等教育，曾積極貢獻社會，卻因犯事而身敗名裂，名譽嚴重受損，但仍得不到法庭同情，在「R v Jackson」，法庭認為這些聲名掃地求情理由的益處，「不會超過如果他是一名勤奮的低下工人所得到的」。曾有某香港名人因逃稅被判囚，她以自己擁有良好品格請求法庭減刑，更呈上多位具名望人士就其良好品格而撰寫的證明書，但最終徒勞無功（HKSAR v Pamela PECK Wan-kam）。
在加刑方面，反修例黑暴背後不乏熟悉法律的專業學者、議員及名人作推手，法庭一直對知法犯法「零容忍」，採取重判加刑，例如在牽涉執法者濫用權力的「R v Wong Pui-kei」及「HKSAR v Lau Kwok and Others」；亦有公職人員不當行使職權的「Attorney General v Shamsudin」及「Secretary for Justice v Musa」等案件。名人對整體社會風氣影響頗大，若專業人士及公眾人物無法堅持操守，法庭更會毫不猶疑處以阻嚇性刑罰，以正視聽（「戴展華案」及 R v MacLennan）。故此，終院只探討「減刑」，未必切合未來國安法審訊所需。
總括而言，減刑屬法外施恩，不減刑並不違背法律原則。在普通法世界，為被告量刑並非易事，加減刑更因人而異，法庭的酌情權不小。然而，國安案件關乎國家安全，亦關乎社會福祉及全體市民生命財產安危，應緊跟香港國安法條文，不應以普通法原則「僭建」國安法，否則勢必降低國安法阻嚇力！只討論國安犯「減刑」，無視「加刑」，只提「賞」不提「罰」，又會否醞釀另一次國安法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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