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反中亂港分子長時間的暴力行為一度使香港陷入絕望之中，社會各界莫不期盼中央能夠出手，拯救特區於水火之中。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生效之時，市民大眾莫不簞食壺漿，歡迎王師南下。由去年至今，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全都被新冠疫情蹂躪，至今猶在苦苦掙扎之中，唯有我國有能力迅速把疫情控制住，成為全球唯一一個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香港人親眼目睹及親身感受到這一切，對國家的先進與高效莫不感到由衷的自豪，認同感亦暴漲。很多人奇怪，究竟中國共產黨如何能使國家迸發出那麼巨大的正能量，於是紛紛主動去認識這個執政黨。
因此之故，現在多了香港人知道，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時代的開端，但多數粗略地以為原來的共產黨總負責人博古在這次會議中乖乖地交出權力，毛澤東莫名其妙地就坐上了黨中央一把手的位置。大家如果是這樣想的話，那就低估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縱橫交錯的複雜政治形勢，以至所面對的蔣系中央軍從後追殺的嚴峻局面。
不過，有一點是要肯定的，如果不是毛澤東挺身而出，利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與軍事手段力挽狂瀾的話，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模樣？今年有否建黨100年的盛大慶祝都很難說得準。在遵義會議中，毛澤東成功地維護了黨內大多數人的團結，亦採取一系列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法，使指揮權逐步轉移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央新核心手中，從而把倖存的3萬多紅軍打造成一支無堅不摧的隊伍。這當中的政治智慧及指揮藝術非常值得特區主要官員研讀學習，特別是在如何解決無間道暗中破壞與走出疫情困境方面。
自中央紅軍長征隊伍於1934年10月出發之後，已被剝奪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就不厭其煩地向博古作出事後證明是非常正確的進言，但都被他扔進了糞坑。不過，其它幹部聽在耳中、記在心中，都對毛澤東毫無怨言，並被他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做法所感動，加上他以往百戰不殆的功績，心裏面對他是越發尊重及佩服，當中包括兩個關鍵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洛甫（原名張聞天）及候補委員王稼祥。
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一幫所謂「泥腿子」不同，洛甫與王稼祥兩人跟博古一樣，都是從蘇聯讀書回來的留蘇派，很受共產國際器重。在博古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之後，兩人順理成章地得到重用，成為博古的忠實支持者。但是，兩人的性格正直，看東西實事求是，不久便對博古不懂審時度勢，執意迷信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專家李德頗有微詞，對他因而丟失了贛閩中央根據地這事更是難以釋懷。在長征途中，兩人與毛澤東在同一縱隊，大家同行、同吃、同住，經常互相交換對形勢的看法及意見，很快便對毛澤東的黨性、韜略與判斷非常欣賞。
洛甫與王稼祥乃馬列主義信徒，信奉「唯物辯證」，雖不通軍事，但看到毛澤東在湘江戰役前的預測及判斷竟然都成為事實，對毛澤東就更為佩服，慢慢成為毛澤東的同路人。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上，就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大力支持，毛澤東所提出的轉兵貴州意見才能壓倒博古的原來決定。在猴場會議中，博古更被兩人以事實（大部分是毛澤東的分析）駁倒，雖然他名義上還是黨的總負責人，但軍隊的實際指揮權已經被巧妙地轉移到毛澤東手上。不過，毛澤東並不想鋒芒太露，所以在政治上把洛甫推上前，在軍事上與周恩來及王稼祥組成三人指揮團，自己則非常低調，因為此時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其它，而是如何解決前有烏江天險，後有追兵的危局，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去年特首林鄭月娥在發布施政報告前上京，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曾經指出，好好地控制疫情是特區目前的頭等大事。匆匆又過了幾個月，言猶在耳，疫情卻繼續肆虐，經濟一沉不起，失業率飆升，市民怨聲載道，但特區政府似乎還是不甚在意，只埋頭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疫情一天不能清零，經濟不能重啟，特區政府能邁開腳步幹別的事情嗎？林鄭特首是不是要團結所有官員，集中精力齊心抗疫，別把時間浪費在如「旅遊氣泡」、「『年宵市場」等畫餅充饑的事情上呢？
在1935年1月中央舉行猴場會議的同時，紅軍野戰軍司令部發動了強渡烏江的戰役。當時的形勢是，長征隊伍駐扎在烏江南岸，江北有黔軍兩個師駐守，從湖南一路追來的則有蔣系中央軍的薛岳兵團，形勢非常危急。黔軍雖有據江而守的地理優勢，但是紀律鬆散，又有吸食鴉片煙的習慣，素有「雙槍軍」（長槍加煙槍）之稱，戰鬥力低下，這也是毛澤東極力提議隊伍入黔的主因。從元旦開始，紅1、3軍團發起數次的渡江戰鬥，猛撲江北黔軍，最終長征隊伍於1月6日全部渡過烏江，向着黔北遵義城疾進。
1月6日黃昏，擔任先鋒的紅一軍團到了遵義周邊鄉村，即時奇襲了一個黔軍據點並俘虜了200多人。在劉伯承的指示下，紅軍派出一個排換上俘虜兵的衣服，由幾個俘虜兵帶路，走到遵義城的城門下。守城的黔軍稍略問了一下，夜色中以為這支隊伍是從周邊據點敗退下來的自己部隊，就把城門打開，紅軍一擁而入，過程就與三國時諸葛亮計賺城門的情節一模一樣。1月7日凌晨兩點，智取遵義城勝利完成。8日，中共中央入城。由1月15至17日這3天，遵義會議在城內召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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