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特朗普政府針對哈佛大學的行動，近期引起筆者在高等教育界朋友們的熱議，紛紛譴責特朗普倒行逆施。教育是培養人才的百年大計。曾幾何時，赴美留學深造是多少年輕學子的心愿，可以追溯到160多年前留美幼童計劃的歷史一頁。
特朗普針對哈佛大學，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影響其27%的學生來源及3.84億美元年度學費收入。在哈佛留學的中國學生現時大約1365人，其中本科生53人，研究生有1312人。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國際學生總數中佔比達到20.5%，是哈佛最大的生源國。特朗普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認為招生應該美國優先。全美大約有60所大學可能面臨類似制裁，哈佛是「殺雞儆猴」的典型。
哈佛現時強硬抵抗，以法律訴訟拒絕妥協，後續事態如何發展值得高度關注。今後赴美留學的前景如何？出現一個大問號，但由此引起筆者回想起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到現在在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香港特區很多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中央蘇維埃政權（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當天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中央等根據地，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於11月20日勝利閉幕，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成立了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為臨時主席，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瑞金為首都；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毛主席」的稱呼是從當天開始。18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筆者完成這篇文章，要感謝皇仁書院的同窗陳醫生的啟發，認為應回顧中共領導下早期的教育發展史，讓我們了解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性。因為不論是羅馬還是北京、香港還是深圳，都不是一天建成的。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更是如此。
從1931年11月20日到1949年9月30日的戰亂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保障教育延續和軍事人才培養，成立了多所具有流動性質的學校，其中最典型的是幹部團和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抗大」）。這些學校在長征、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隨軍隊遷移，形成了獨特的「邊戰邊學」模式。
幹部團是長征中的「流動軍校」。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紅軍開始長征。為適應戰爭需要，中央將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與第一步兵學校、第二步兵學校和特科學校合併，成立幹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該團成員共1400餘人，兼具作戰與教學職能，教學與戰鬥結合，包括行軍教學，結合實際問題，學員通過「集體教學+個別輔導」提升能力；兼負實戰任務，承擔架橋、警戒、掩護等任務，同時參與戰鬥。1935年底完成長征後，幹部團與紅一軍教導營合併為陝甘支隊隨營學校，最後成為抗大的前身之一。
抗大是敵後辦學的典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1年中央蘇區的紅軍學校。1936年底，中央在陝北瓦窯堡成立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正名為抗大，毛澤東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劉伯承等擔任領導職務。
抗大有流動辦學的教學特色。總校因應戰爭局勢的變化多次遷址，先後從陝北瓦窯堡、延安，遷到山西武鄉、河北邢台，並在敵後根據地創辦了10多所分校。抗大的教學方針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課程涵蓋政治、軍事、文化。周恩來、朱德等常親臨授課，結合實戰經驗培養學員的戰術素養。抗大在艱苦條件下堅持創新，為了解決住宿問題，學員自挖窯洞；物資匱乏時，師生通過勞動生產自給自足，捐獻個人財物支持辦學。抗大在10年辦學期間（1935年至1945年）培養了逾10萬名軍政幹部，包括後來的元帥、將軍等解放軍高層領導。抗大的校風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傳統。
從1931到1949，18年間中央的其他流動教育實踐包括新疆學院（「抗大第二」），由共產黨人主持，茅盾、林基路等進步人士任教，推行「以民族為形式，以馬列主義為內容」的教育理念，是西北地區抗日宣傳的重要陣地。其他「流動學校」更是不勝枚舉。它們是軍事與政治人才的搖籃，通過邊戰邊學的模式，將教育學習與革命實踐緊密結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教育為戰爭服務」的戰略智慧。
幹部團和抗大是戰爭時期流動教育的典型代表，其經驗為後來的軍事教育與幹部培養奠定了基礎。這些學校通過靈活的教學方式、與實戰緊密結合的課程設計，以及師生共同克服困難的奮鬥精神，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獨特篇章。
中國共產黨不僅注重軍事和政治教育，還按照根據地建設和抗戰的需要，逐步發展出涵蓋農業、水利、醫療、民生、文化、藝術等多領域的「實踐教育」體系。這些實踐大多依託根據地的條件，具有因地制宜、靈活機動的戰時特色，有以下6個方面，值得細察。
1.農業與水利。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1年開始），筆者相信很多人都聽過。筆者兩年前剛去過，南泥灣現在真是好地方。為了解決根據地糧食短缺問題，八路軍359旅在延安南泥灣開展墾荒運動，軍事訓練與農業生產互相結合。官兵學習開荒、種植、水利灌溉等技術，推廣「深耕細作」等農業知識，實現自給自足，「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陝甘寧邊區成立各類型農業學校和試驗農場，研究抗旱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通過培訓班向農民普及科學種田知識；例如推廣「馬蘭草造紙」技術解決紙張短缺問題。此外，根據地重視小型水利工程，修建水渠、蓄水池。例如晉察冀邊區通過組織軍民合作，修復灌溉設施，提升糧食產量。
2.醫療與衞生。今天的中國醫科大學，前身是八路軍衞生學校，1931年成立於江西瑞金，長征後遷至延安，培養戰地醫護人員，課程包括解剖學、戰傷救護、公共衞生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成立於1939年，由白求恩醫生（來自加拿大）參與創建，兼具醫療救治與培訓功能。醫護人員需隨軍轉移，開展流動醫療。群眾衞生運動方面，在根據地推廣「預防為主」的理念，開展滅鼠、滅蠅、清潔水源等公共衞生運動，編寫了《農村衞生課本》等普及防疫知識。
3.民生與教育。重點在基礎教育與掃盲運動。在陝甘寧邊區設立列寧小學、夜校和冬學（名為「冬季農閒學校」），推行識字教育，教材結合抗戰內容。當年有《抗日三字經》，容易諗誦，筆者日後如有機會另行介紹。此外還有魯迅師範學校（1937年成立），專門培養小學教師，課程涵蓋文化教育、社會調查等。另外又有職業教育與合作社，在根據地開辦紡織、造紙、製鹽等技術培訓班，推動手工業發展；組織「互助組」和「合作社」，教授生產管理和集體協作技能，解決民生需求。
4.文藝與文娛。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毛主席1938年倡議成立；下設文學、戲劇、音樂、美術四學系，培養文藝骨幹。學員創作大量抗戰題材作品（例如歌劇《白毛女》）、木刻版畫等，並組成宣傳隊深入前線演出。大家熟悉的《黃河協奏曲》，就是當年出自陝西根據地的作品。在群眾文藝運動，組織民間秧歌隊和劇團（例如「西北戰地服務團」），以通俗形式宣傳抗戰；又創作街頭詩、牆報（大字報）、快板書等，融合民間藝術與革命內容於一體。
5.體育與健康。根據地軍民開展軍事化體育訓練，生產勞動與體能鍛煉結合起來，如開荒競賽、爬山、射擊等。抗大課程設有軍事體育科目，強調體能和戰術結合。群眾體育活動方面，延安1942年有「九一」擴大運動會，設置田徑、球類、武術等項目，倡導「強身健體，保衛邊區」。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舉辦的最大規模運動會，參與者以國內各根據地、軍隊和單位為主，也有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人士參與。9月1日是國際青年節，運動會具有國際反法西斯的象徵意義。
6.科技與工程。延安自然科學院（1940年成立）是中共首個理工類院校，設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學系，重點研究軍工、能源和民用技術；例如研製火藥、改良煉鐵工藝，參與邊區工業建設。在工業技術實踐方面，根據地建立兵工廠、製藥廠、紡織廠等，通過「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培養技術工人，解決戰時物資需求。
總而言之，中央在抗戰期間篳路藍縷，砥礪磋磨，艱苦奮鬥，不忘教育，培養人才。教育兼具流動性與跨學科的特點。「流動大學」以軍事院校為主，在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軍民一體、科教結合」的多元實踐，兼具靈活性和綜合性，不忘社會改造。教育機構隨着形勢變化而遷移（抗大遍設分校、魯藝遷至東北），教學內容緊貼實際需求。通過生產、醫療、文藝等實踐，將技術普及與群眾動員結合起來，為抗戰勝利後的國家建設儲備跨領域人才。中央同時不忘社會改造，從農業技術到衞生習慣，從識字運動到文藝創作，全方位實踐不僅服務於戰爭，更推動根據地的社會現代化進程，為1949年後的國家建設作出鋪墊。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匍匐在地到大國崛起，關鍵在薪火相傳的國民教育。
總而言之，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中央在不同歷史階段始終重視教育的延續性、開放性與普惠性。新中國成立初期，儘管百廢待興，已開始通過教育合作推動國際團結，中外融合的精神至今仍在不斷開拓和延續。教育是永不熄滅的火炬，是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百年大計。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無論是戰時的窯洞課堂，還是新中國初期的國際留學生計劃，教育始終承載着文明存續、民族自強與人類命運共同的使命。
今天的特朗普驅趕國際留學生，是逆潮流而動。今天的中國從脫貧攻堅的「教育扶貧」到為全球培養數百萬來華留學生，一直在踐行神聖的教育理念：唯有堅持教育的開放、包容與創新，才能夠讓文明互鑑的火炬，照亮人類共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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