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讓醫療問題更趨複雜，其中讓病人預早決定在「危急關頭」是否維持生命治療的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簡稱AD）一直備受關注，早於2019年展開公眾諮詢，至上周三立法會三讀通過有關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
草案賦權有精神能力的成年人，預先決定自己生命末期無自決能力時，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草案亦設下法律框架，讓醫護人員可以跟隨條例，按照病人的意願，作出相應處理。草案並設下18個月過渡期，讓社會各界及持份者有足夠時間適應，希望以往圍繞危急關頭治療的種種爭議困惑可以掃除。
除了醫護，病人在預設醫療指示立法通過後，亦更加清楚明瞭自己在生死關頭的權益。「不要救我，我活到78歲已知足了！」徐太早前罹患第四期肺癌，她表示得知有關病症非常「狡猾」，難以根治，亦因病情影響導致肺積水，需入院治療，但治療過程很痛苦，「如果還要化療及電療，我真的受不了。」
免醫護置身動輒得咎困境
徐太說，一直積極樂觀對抗病情，但現時靠服用標靶藥控制病情，已出現手腳、頭皮潰爛的副作用，令她痛苦非常，「我好希望看到孫兒的婚禮，但如果不能亦是天意安排」。她坦言，如在危急關頭，失去清醒時候，她不希望醫護執行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方法，「就算可救回，變成植物人，令我及家人都十分痛苦。」她近日得知有預設醫療指示的安排，打算盡早告知醫生自己的意願。
AD並非新鮮事，以往病人可以表達自己不想接受危急關頭維持生命的治療，但由於沒有法例規範，亦沒有法定程序及格式，醫護執行時會冒上法律風險，更有人把這些操作混淆犯法的安樂死，醫護承受不必要的巨大壓力，悲傷激動的家屬會有爭拗及衝突。立法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避免醫護置身動輒得咎的困境。
患有嚴重、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過往可透過預設照顧計劃訂立AD，有關照顧計劃為病人、醫療服務提供者、病人家屬提供一個溝通過程，商討當病人不能作出決定時，對病人提供適當照顧的方式。病人可就未來的醫療或個人護理表達價值觀、意願和意向，或作出拒絕接受維生治療的AD。而作出AD完全是出於自願，病人需得到主診醫生及另一名醫生診斷為末期病人，便可在一名醫生及一名沒有遺產權益的人士見證下簽署AD。醫管局以外的私營醫療機構，亦有採取相若方式訂立和採用AD，但相關AD並沒有法律效力，不時引起醫療人員及家屬的爭拗。而找醫生簽署相關表格，費用動輒七、八千元，令不少病人卻步。
設18個月準備期 加強前線培訓
隨着有關草案於上周三在立法會三讀通過，以往的種種爭議有望解決。草案賦權有精神能力的成年人，預先決定自己生命末期無自決能力時，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草案列出三個情況，分別是「末期疾病」、「持續植物人狀況或陷入不可逆轉的昏迷」及「患上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讓簽署者決定在這三種情況下，是否做心肺復甦術及維持生命治療。草案通過立法後，特區政府預留18個月準備期，讓醫療機構、相關部門和團體有充足時間更新指引、紀錄和系統，並為前線人員提供必要培訓。
「以前簽了表格，大兒子說要救，但小兒子說不救，若醫護不搶救，或會違反專業操守，就是沒有一個法律基礎。」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醫管局網站上設有「預設醫療指示」表格供選擇，但過去並無法律效力支撐，如今草案通過後，相信可保障醫護人員專業操守外，患者亦有權利透過口頭、書面或銷毀方式撤銷指示，採取「慎入易出」原則，有更大的選擇權利，而私人醫院、老人院舍等同樣可使用條例，涉及層面更廣泛。
陳凱欣稱，曾接收不少有關求助個案，數年前曾有一位年約80歲婆婆因癌病手術後心臟停頓，引致腦部缺血缺氧及嚴重創傷，陷入昏迷，其後被轉介到深切治療病房，靠呼吸機和鼻胃喉輸入營養液維持生命，其女兒說看到母親的情況，感到無助和心痛，曾要求院方放棄使用任何入侵性治療，最終需透過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審議後停止治療，患者一周後離世，事件擾攘近兩年。
一直跟進該個案的陳凱欣說，明白主診醫生對任何患者生命仍抱存希望，堅持使用維生儀器延長生命，但若患者在有意識前簽署有法律效力的「預設醫療指示」，相信患者有更大的自主權，死前痛苦會減少一點。
行政會議成員、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林正財昨日向《大公報》表示，18個月準備期可加強保障醫護及家屬，醫療機構、相關部門和團體有充足時間更新指引、紀錄和系統，重點為前線人員提供培訓，加強與患者家屬間溝通。他說新加坡、美國等國家早已設有「預設醫療指示」，至今沒出現太大爭議，反映這機制行之有效。
與「安樂死」概念截然不同
外界關注「拒絕維持生命治療」與「安樂死主動結束生命」的差異。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強調，預設醫療指示與安樂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盧寵茂於上周三在立法會會議發言時表示，預設醫療指示的目的在於病人在生命晚期不能自決時，在符合指明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如罹患末期疾病或陷入持續性植物人狀態等，停止或不給予病人指明拒絕的維持生命治療。醫護人員在特定情況下，停止或不給予病人無效治療，目的在於照顧病人的最佳利益，避免病人延長痛苦，讓病人自然離世，屬合乎倫理和法律的做法。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昨日向《大公報》表示，預設醫療指示與安樂死存在差異。荷蘭、瑞典等地「安樂死」屬合法化，主要是為患者注射藥物；在新加坡、美國等地同樣有法律支撐預設醫療指示，患者享有更大的自主權。
根據2019年立法會資料顯示，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在1976年制定《自然死亡法令》，是美國首個州份立法確認病人行使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的權利，其他州份在1990年代初亦大多已通過類似法例。根據調查結果，美國多達37%的成年人已在2017年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為1990年的12%比率的三倍，比率亦為全球最高。針對65歲及以上的長者人口，預設醫療指示的滲透率更高，超逾50%。
（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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