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孝汶
「中產難搞……」——這是多年來在地區普遍存在的看法。無論是區議員、社福機構，還是最近兩年的關愛隊，都曾反映如下難題：上樓難、大堂貼海報難、收求助難、「蛇齋餅糭」難、留聯絡資料難。本文正是因應過去以來在「中產」區開展地區工作所遇到的困難，提出要以一種新的視角去看待「中產難搞」這個問題。
何謂中產？其實一直以來不同機構及報告根據家庭收入、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資產值、流動資產值、教育水平及職業群體等一系列參數，再加上不同的指標標準，給出各自的劃界分類。「中產階層」從本質來看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回到地區工作層面上，由於區選小區主要按住宅屋苑劃區，人口普查的主要統計表及地區概覽情況也會按區議會分區、區議會選區及主要屋苑作出分類，而且住宅類別本身亦部分反映居住者的資產、收入及消費模式。因此，按住宅類別劃分群體成了慣常做法，而私人屋苑往往被簡單定性為「中產區」。
過去多年來，不少人士認為中產階層是傳統泛民的票倉，例如包括律師、醫護、社工、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均是「精英政治」的受眾，慣常走基層路線的建制派難以打動中產階層。先撇開以上觀點是否客觀準確，單單以「中產區」替換「中產階層」的概念就存在一定問題。私人屋苑的住戶結構多元，就以北區粉嶺南的牽晴間及碧湖花園為例，不少人是附近公屋邨及居屋屋苑的早期住戶，早年在樓市低潮期入市；亦有包括雙非學童家庭、在東鐵沿綫大專院校就讀的港漂學生等各類租客；同時有業主的長者家屬，最後才是剛剛提到的中產階層。
除了屋苑住戶各自的差異性，其實觀乎人口普查中兩項甄別中產階層的指標：專上教育人士佔比（下稱：大專率）、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下稱：月入中位數），在屋苑之間以及跨區屋苑之間更是存在不少差別。以北區為例：綠悠軒（大專率36.1%、月入中位數34,000）；粉嶺中心（大專率37.4%、月入中位數27,140） ；粉嶺名都（大專率26.1%、月入中位數34,260）；碧湖花園（大專率43.7%、月入中位數37,710）。再對比新界沙田：河畔花園（大專率39.8%、月入中位數27,100）；沙田第一城（大專率48.5%、月入中位數38,520）；名城（大專率51.4%、月入中位數80,010）。以上數據僅僅針對新界其中兩區的較大型私人屋苑，便已看到同區及跨區大型屋苑在教育水平及收入之間的一定差別，若更廣泛地覆蓋低密度私人住宅、港九樓價更高的住宅，又或者將被視為準中產區的居屋屋苑列入觀察，所呈現出來的差別會更大。
其實，「中產」的複雜性除了存在於定義劃分的層面上，更加在於當經歷各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其包括經濟狀況、政治立場、矛盾訴求在內的一系列特質都會有所轉化，所以根本不能以靜態的目光去將問題簡單化、教條化。就正如隨着過去多年議會鬥爭的白熱化；政治形勢及政治光譜不斷變化；經濟及樓價等因素對中產階層的擠壓，過去關於「中產」工作的一些主流觀點：（一）中產階層是傳統泛民的票倉、（二）中產區最好由專業人士或工商界人士落區、（三）中產階層「重」政治議題而「輕」地區民生、（四）中產對於區議會選舉投票意慾低；近年來已暴露其一定的片面性。
觀乎目前建制派的地區工作模式，主要是源自以往於選舉工作中形成的經驗，包括通過處理大量求助個案、恒常街站及社區活動、結合精訪與普訪的家訪形式，來發展地區網絡和建立義工團隊；同時密切跟進地區動態及議題，通過街站派單張、入信箱、製作工作報告、轉發地區群組及網上平台來展開地區宣傳，從而形成「揼石仔、廣織網、搶議題」的工作方法。然而，這些工作方法就算在不同的公屋或居屋區，因應法團立場、上樓居民來源（部分來自當年徙置區、舊公屋重建、鄉郊收地安置等）、年齡結構的差異亦會令到效果不一，可以想像到了中產區，或會出現更大的落差。
注意工作方法，從根本上講就是要注意具體分析。我們既要找出一致性，找出「最大公約數」，但同時要記住抓特殊性，抓差異，記住差異就是矛盾。筆者去年曾展開一項關於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的問卷調查，當中按個人收入及家庭人均收入綜合將受訪者分為中產階層及普通基層（其他參數為年齡及教育程度），最終發現如下一些具參考性的數據：
（一）均依次認為經濟及產業發展問題（中產49%，基層46.3%）、住屋及土地供應問題（中產44%，基層39.5%）、教育及青少年發展問題（中產37.3%，基層35.2%）是香港目前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其他選項為福利問題、社會公平問題、基建發展、政制及司法問題）
（二）均較認同香港經濟民生上存在不公平的情況（中產66%，基層59.4%），兩者的差異均明顯少於不同年齡層及教育水平之間的差異
（三）對於什麼原因造成香港目前的貧富懸殊？普通基層頭五選項為：地產霸權導致的高樓價及高租金（68.6%）、產業結構固化導致收入差距擴大（46.7%）、扶貧工作不到位（38.9%）、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政策（25.7%）、教育制度不公平（19.6%）；而中產階層頭五選項分別為地產霸權導致的高樓價及高租金（70.7%）、產業結構固化導致收入差距擴大（50.7%）、個人主觀因素（38.6%）、扶貧工作不到位（33.2%）、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政策（21.5%）
我們看到中產階層與普通基層對於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固化、社會貧富懸殊等突出問題的看法具有基本的一致性，然而細化至社福政策、稅收制度等社會資源分配方式仍存在一定的差異。當然，以上問卷僅反映中產階層現階段對社會狀況的看法，至於前段提及包括高樓價及租金對中產的擠壓、近廿多年急速加劇的地產霸權現象、兩地矛盾激化等社會發展因素對中產階層立場的影響轉化，需作長期焦點追蹤才可把握脈絡。
筆者在《基層調研是參政議政的基本功》文中曾指出，基層調研不應僅僅單靠問卷調查、需同時配合焦點訪談、現場視察、專家訪談等多種形式，保證信息渠道的多樣性。同時，要做到問題導向，以地區突出難題、關鍵矛盾與典型個案為主要研究內容。近年來，如粉嶺高球場收地問題、啟德簡約公屋興建等議題均在中產及普通基層之間引起巨大爭議，而越是研究清楚這些焦點矛盾，就越容易挑出典型、掌握關鍵。
「中產難搞」很大程度上源於過去在選舉導向下的地區工作模式，較契合公屋區或舊樓區，而到了私人屋苑因各種限制及組成群體差異，便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面對「中產」這個具複雜性的問題，我們過去沒有就它的各種形態進入反覆深入的分析，而傾向把問題和工作方法簡單化。目前地區治理已迎來新階段，加上過去十年政治氣候及社會經濟環境的急速轉變，基層工作將遇到更多新挑戰，而每當面對各類新型複雜性難題，便既要想「經驗足不足」，更要想想「思想方法對不對」。
（作者為新界社團聯會副秘書長、北區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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