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迎來回歸25周年紀念日。回首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風雷激蕩裏堅守初心，勇毅篤行中寫就華章。點新聞發布「回歸25年大事記」特輯，每天一篇，與讀者一同回顧這非凡卓越的25年，祝福香港明天會更好。
1997年7月1日，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香港上空，董建華走馬上任，宣誓就任首屆特區行政長官。世人眼見，花甲之年的他精神奮發，一片愛國愛港之情。可也有質疑聲，「船王之子，不該是朱門酒肉的主？」有些質疑聲稱董生偏離了自己的階級，可董生就是想為香港底層人民做點事情，帶着港人對未來的憧憬和12億同胞的期望，開始前無古人的「一國兩制」旅程。
在任5年，考驗不斷。金融風暴疾如迅雷，沙士疫潮奪命無情……董生帶領港人闖難關，成功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讓香港與內地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港人維持以往的生活方式不變，消除了由於香港回歸產生的各種擔憂和疑慮。
特首選戰 董生再戰
2001年，董生任期將滿，社會各界要求其競選連任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指董生為香港做了很多事，具豐富行政經驗，連任可確保施政延續性。回首幾年風雨，董建華直言，苦甜滋味皆嘗透，「甜甜苦苦之間，卻從不遺憾做過特首」。當年年末，64歲的董建華宣布，正式參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承認，過去施政過程中還存在着不足。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的定位是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第一任行政長官累積的經驗，使他有更加優勝的條件，站在市民前面，提出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爭吵；是呼籲社會團結，而不是對立；是爭取香港整體的發展和進步，而不是後退。
2002年1月28日，董建華發表《我對香港的承諾》小冊子，指將做好四項對香港未來極為重要的工作，包括改革政府架構、創造就業機會、照顧弱勢社群、倡導自強不息等；1月30日，董建華開始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與選舉委員會委員舉行競選連任諮詢大會，政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金融界等界別人士紛紛參加。
2月19日，董建華向選舉事務處遞交提名表格，正式角逐第二任行政長官的職位。他直言，「如果成功當選並且獲委任為第二任行政長官，我會徹底落實對全體香港市民的承諾，改善施政。」2月20日，港大「民意網站」公布最新調查顯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及特區政府的民望持續上升。
2月28日，香港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名期結束。選舉事務處表示，在796名選委會成員中，收到有714位選委會委員提名董建華參選的提名表格，董建華為香港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候任人。由於在提名期結束時只有一位候選人的提名有效，選舉主任彭鍵基法官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宣布董建華自動當選。董建華呼籲支持他的人與不支持他的人能夠一起，共同追求香港明天更好的目標。
3月4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簽署國務院令，任命董建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於2002年7月1日就職。朱鎔基肯定董建華為「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香港的正確貫徹落實做了大量工作，指其「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香港內外經濟環境變化，為保持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積極努力」。3月7日，朱鎔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向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頒發任命書。
高官問責 改善施政
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由選舉產生，新聞界變得更加進取和尖銳，政府運作和政策制定不但受更大的公眾監察和壓力，而且還要求主要官員除了履行法定職責之外，兼顧更多的社會政治工作。在這個時候，公務員制度下的終身制、常任制，就變得與社會訴求並不符合，公務員擔當傳統角色與時勢要求產生了矛盾。
2002年7月1日，香港進入第二屆特區政府施政期。自上任之後，董建華一直着意提升政府施政的質素，對本港的行政架構以至公務員體系，施以大力度「手術」，營造一個強勢「內閣」，更有效推動和執行政策，根除政出多門、部門推搪塞責弊端的「問責制」應運而生。
回望歷史，「高官問責」方案出台非一日之功，前前後後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亦吸納了港人的不少意見。
早在2000年，董建華發表第四份施政報告時，首次正式回應社會對加強官員問責的訴求。他說，司局級主要官員在制定和執行政策中擔當重要角色，與其他公務員不同。需要研究在行政長官領導下，如何加強有關主要官員的責任；2001年，在第五份施政報告中，董建華披露了加強高官問責的初步構想，包括在特區政府高層架構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聘用制度，適用於三位司長和大部分的政策局局長，他們由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任命，行政長官亦可提出建議，由中央政府免除他們的職務等。
2002年1月，董建華舉行競選連任諮詢大會，問責制再次成為焦點話題。董生直言：「如官員不稱職或操守有問題，不留餘地，要炒就炒。」4月17日，董建華親赴立法會，介紹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內容，正式提出將原屬公務員職系的司長和局長，改以合約方式聘任，全部列入「問責制」範圍，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打破傳統官僚各自為政的壁壘，加強他們在特區治理中的責任及承擔。
自2002年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至今剛好滿20年，這套回歸後出現的政治系統，為特區政府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答案？「自我革命，刀刃向內」，重建香港，必然要由改革管治團隊開始。而改革管治團隊，當然就是由問責制度開始，其根本上要解決的，是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大前提下，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可回應社會訴求，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台。20年來，5位高官因被指犯錯而自動辭職，其中就包括民政事務局前局長徐英偉，作為抗疫督導小組核心成員，被揭發在疫情期間參與百人宴會，違反多項防疫規定，在今年年初請辭。
「承擔」是一種「問責」，知錯是「承擔」、認錯是「承擔」、改錯也是「承擔」，而如何「承擔」是一門學問。就如一隊足球隊，領軍的特首固然要一力承擔責任，可是只要有一、兩位球員不落力或不合作，整體表現便會被拖後腿。正如球賽講求節奏，問責官員不能見到外界施壓才應對，而應該反過來主動互相協調。回看問責制初衷，是要求官員為失誤承擔責任、重視民意，使政府高級官員更加用心體察民情。民意或許是社會於一時一刻的情緒反應，不是指引施政的充分條件，但政治領袖本身必須意識到情緒與民意的直接關係，否則可能會讓施政寸步難行。
自問責制推行以來，社會上充斥着一種論調，「問責僅是追究責任，下台是問責唯一結果」。但若一味只追求「下台文化」，會令「問責」成為官員頭上高懸的利劍，甚至讓官員產生「少做少錯」的懶政思想。再看當下，政府公務員「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工作態度暴露出政府部門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以及公務員問責機制需要重新檢討。現時距離新一屆政府上任不足一個月，對於侯任特首李家超提出「強化政府管治能力」，強化問責制可謂是一個有力舉措，例如可將整個公務員團隊納入問責制範圍，以調動公務員服務市民的熱情，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盡快改善社會深層次矛盾，包括住屋問題、貧富懸殊、勞工權益等，讓市民樂業安居，讓香港盡快開啟良政善治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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