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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丨人心的二次回歸——論香港青年的安居樂業

文/盧業樑

續上篇(來論丨人心的二次回歸——論香港教育的去殖民化),筆者針對香港人心回歸問題提出要先從教育着手,去殖民化的建議。香港的去殖民化勢在必行,但青年問題原因複雜繁多,除了解決思想層面的問題外,讓香港青年能夠「安居樂業」也是問題的根本。

所謂「安居」意指使青年能夠有尊嚴地擁有一個安身之所;「樂業」則是令年青人覺得其付出能得到對等回報,且能通過努力得到上流機會。香港樓價多年來持續飆升,多年蟬聯全球樓價最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排在全球一線城市的前列。但香港的年青人在這二十多年間普遍工資並未有合理增長。這導致現在的香港青年一代從校園踏出社會的時候,掐入了難「搵工」、難發展、難創業、難置業的惡性循環:大學畢業生起薪點普遍偏低,工種單一且薪金、職位上升空間有限,加上青年創業環境相較內地艱難,年青人很難累積到第一桶金進行創業或置業。陷入這種惡性循環的香港青年,生活壓力及怨氣越來越大。在刻意的引導下,香港青年自然會對特區政府及國家產生埋怨情緒。在長期的積怨之下,要進行人心回歸的工作勢必事倍功半。所以,解決青年人的問題必先解決其怨氣,要清除青年人積怨則要落實於青年的「安居樂業」之上。

筆者作為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50後」,奮鬥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1986年筆者用93萬就可以買到康怡花園一個建築面積1055呎的低層單位,呎價882元一呎,我們夫婦兩人家庭月收入約2萬元,每個月供樓的款項大約佔家庭收入六成。現在康怡花園差不多面積的單位要將近2000萬,呎價約1.9萬元一呎,升了將近22倍。當下20多歲的年青夫婦,有多少個薪金達到我當年的20倍?可以說,樓價的升幅和青年人的工資升幅是脫節的,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年青人買不起、供不起樓,怨氣也從此而生。

現時香港的房屋政策,實在讓青年人感覺被遺棄。理論上私人物業、居屋、公屋是應對市場上不同購買力用戶的住房需求。但居屋價格飛升到與私人物業市場接近,原本發揮「夾心市場」的居屋政策已經嚴重失效。公屋申請標準與實際就業標準脫節。申請入息的限制(2人上限19550 元/月、總資產上限36.9萬元),這意味着個人月入不能過萬,有不少年青人寧願不升職加薪也要去遷就所謂的入息限額。更甚者,部分「上車(置業)」及「上樓(公屋)」無望的青年被逼一直蝸居劏房,這不但讓大部分青年失去「安居樂業」的可能,更嚴重的是把香港勤奮向上、肯捱肯搏的獅子山精神從年青人身上磨滅掉。

再說青年樂業:所謂樂業,其意義在於能夠使青年通過自身努力拚搏,獲得上流機會,使基層青年能夠看到擺脫貧窮的希望。為何香港的學生在國際公開考試能擁有頗高的水準、香港學生的學習能力也拔尖優秀?因為學子們相信通過努力學習能夠考取好的大學,將來獲得更美好的人生。但當學生們從大學校門踏進社會便發覺,現實比想像困難得多,他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公平競爭、耕耘便有收穫的社會。社會階層固化、壟斷、上升空間不足、單一化的產業結構、不公平的政策制度等等,使不少青年最終選擇「躺平」。久而久之,香港社會便失去了銳氣及拚搏的精神。青年人的精力未能在自身的發展拚搏中得到宣洩,那自然很容易被西方反中亂港勢力利用,把怨氣刻意引導到政府制度不公、國家制度問題的方面,香港之前的顏色革命亂局也始於此。

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曾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不解決香港青年及基層「衣、食、住、行」的需求,那麼香港青年工作、人心回歸問題永遠只是竹籃打水。使青年「安居樂業」後,不敢說這些問題便迎刃而解,但至少香港青年的怨氣必然能大大減少。縱觀古代多場由農民、貧民為主導的叛亂,無論成功與否都脫不開生存與溫飽問題。沒有社會積怨便不會有叛亂的土壤,西方反華勢力再怎麼煽惑人心只會徒勞無功。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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