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資訊與傳媒業發達，市民普遍十分注重私隱保護。《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的修訂條文於2021年10月8日正式生效，對「起底」行為做了嚴厲打擊並賦予了隱私專員更多權力。本期《以法論政》，大律師葉欣穎作為嘉賓主持邀請到了原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現任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黃繼兒大律師，為您剖析新條例有什麽不同。
香港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立法框架是亞洲最早的立法框架之一，從1995年開始制定，到如今，已生效實施了約25年。黃繼兒大律師介紹說，該條例中這些與私隱有關的基本人權與其他人權一樣，同樣依託於《基本法》的保障。對於如何保護私隱，條例規定了諸多私隱資料保護原則，但保護存在一定局限。當個人私隱權與其它權利發生衝突時，比如與公共利益、香港安定及國家安全發生衝突，個人私隱權有時要做出相應地讓位。在特殊的社會活動中，比如以學術研究為目的而進行的學術統計及調研，以及新聞活動，個人的私隱權都有可能要做出相應的讓位。
近年來，隨着社會事件的發展變化，保護資料當事人的安全成為熱門話題。在互聯網時代，《私隱條例》修訂前，個人信息資料「武器化」的行為使資料當事人及其家人的精神和心理承受了極大痛苦，在調查審理的過程中，也極易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創傷。但諸多問題在《私隱條例》修訂後得到有效解決。黃繼兒大律師舉例說，比如在銀行或金融機構，向個人收集數據時必須保障有關人清楚了解收集目的，如果轉變收集數據目的且沒有明確告知當事人，則違反了法律規定。但在《私隱條例》修訂前，不明確什麽樣的同意才是合法的同意，同意是否必須自願做出？是否必須明確？是否必須表達出來？因此法庭內外及法律上也對此廣受爭議。現在，「起底」行爲已經入刑，未經當事人同意，以造成傷害為目的的披露資料行為均屬於刑事犯罪，有效解決了這一爭議問題。
對於私隱專員的權限，黃繼兒大律師說，就最初1995年實施的《個人資料（隱私）條例》而言，私隱專員公署沒有刑事調查權及起訴權，需要警察或其他執法官員進行調查，由律政司作為唯一的機構將案件起訴提交給法院。2021《私隱條例》修訂後，私隱專員被賦予了所謂的「一條龍」權力來處理犯罪性「起底」行爲，從對犯罪行為的調查到起訴審判的整個過程。新條例下私隱專員有充分的權力去調查，甚至向法院提出指控或起訴。調查權的權限很大，包括要求停止侵權行為，發出終止公告（包括向在海外的經營機構發出終止公告）；申請搜查令，進入並搜查場所，訪問、搜索和解密存儲在電子設備（如移動電話）中的信息等。當私隱專員掌握足夠證據時，可以以自己或他人的名義進行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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