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愈住愈細、愈住愈貴⋯⋯住屋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今時今日的香港,私樓樓價高企,公屋輪候動輒五六年起跳,有大量基層市民,長年屈於百呎(約10平方米)上下的斗室,艱難求存。根據今年3月的統計數據,本港現時約10萬間住用樓宇劏房,有逾22.6萬人居住……生存以上,生活以下,點新聞記者走訪多個居於劏房、鐵皮屋等「不適切居所」的家庭,聽聽他們在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艱難求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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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後,立秋前,氣溫約莫三十度,「本港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雨,局地雷暴」, 天氣預報這樣說。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與兩位義工,帶着要送給劏房戶的防疫物資,從辦事處出發。
沿南昌街步行,轉過幾個路口,五分鐘後來到一個沒有鐵閘的大廈入口。從貼滿走廊、樓梯的小廣告可以看出,這裏「閒雜人等,出入自由」。一樓樓梯間昏暗無光,爬了兩層終於遇到亮着的走廊燈。光照下,牆面上一層又一層的招貼廣告、黑筆塗鴉的電話號碼,甚至惡毒咒罵亂丟垃圾者的言語,伴着龜裂甚至剝落的牆皮,無不顯示着這裏的髒、亂、差。
原本是一層二至三戶的格局,推開右側鐵門後,發現別有洞天——門後是一個短「走廊」,兩邊及中間共有四扇防盜門,代表這裏原來的一戶「一劏四」,成為了四間劏房。
「劏」字本意,原為「宰殺」,將動物從肚皮切開,去除內臟,一分為若干。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為了多賺租金的房東們,「聰明地」將原本只能整套出租的房子,劏成幾間,分租予不同住客。租金,頓時能翻幾倍。
劏房戶疫下困境:丈夫失業孩子停學 生存不易
陳女士一家三口就住在其中一間約120呎(約11平方米)的劏房內。房間被劏得十分周正——長方形的空間從中被隔開,裏面有窗的一間是臥室,靠外的是客廳,近門口左側還有兩個約1平方米的空間,分別是廚房和衞生間,右側是窄窄的、堆滿米麵等物資的過道,連接客廳。陳女士站在臥室門口,議員、義工入到客廳後,狹小的空間已逼仄到無法轉身,再想進一人都十分困難。
丈夫外出工作,陳女士帶着8歲的兒子在家,沒什麼空間的居室內,高低床成了孩子的遊樂場。一家人已經在這蝸居六年,提交申請輪候公屋的時間也已經六年。「孩子小時候沒什麼,現在大了,做功課、玩都只能在床上,沒有其他地方。」陳女士聲音裏滿是無奈。
疫情前,做維修工的丈夫還有着穩定的收入,劏房租金加水電費約5900元,佔了每月三分之一的人工。疫情後,丈夫失業,每月只能打散工,收入大減。陳女士本想做些兼職工作,無奈孩子學校停課,她只能在家帶孩子。附近街區曾一度在污水中驗出陽性樣本,為防疫抗疫,母子更加只能減少外出,留守家中。房租、水電網費、吃穿用度,三座支出大山,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
陳女士申請了政府推出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與現金津貼計劃,前者讓他們一家領取了米麵糧油,不至於挨餓,後者幫他們一家解決了部分交租問題,總算能有瓦遮頭。孩子在家上網課,網絡不好,幸得社區內善心人出手相助,總算有了穩定的網絡服務。「小朋友參加暑假興趣班,畫畫還拿了獎。」提及兒子,陳女士語帶欣慰。
原本「躲」在臥室偷瞄來客的小朋友,聽到媽媽提及自己畫畫拿獎,終於露出半個腦袋。獲獎的那幅畫,是一個父親節填色比賽的作品,上面畫了一家三口和一棟小房子。陳女士介紹,原本畫上只有一個爸爸的簡筆畫,兒子在旁邊畫了媽媽和他自己,又畫了給一家人住的小屋,「孩子也曾流露過想住大屋的心願。」陳女士說。
「爸爸辛苦賺錢,養家。」當被問到畫作的含義時,小朋友指着畫這樣說道。
懂事的孩子說完這句話,又害羞地「躲」進屋中。「若能申請到過渡性房屋,等公屋就能輕鬆些。」陳女士看了看小朋友,她現在最盼望的,就是能早點申請到公屋,讓孩子有一個大一點的成長空間。
石棉瓦鐵皮屋 冬凍夏熱鼠患連連
穿過幾條街道和散發着難聞氣味的後巷,議員及義工們來到另一位劏房戶柴女士的家中。這是一間特殊的劏房——原本是走廊,後來經過改建,成為了一間格外曲折的石棉瓦鐵皮屋。然而,即便是如此簡陋的環境,也塞下了一間臥室、一個開放式廚房與一個洗手間。這間約百呎的劏房,每月租金3400元,連同另外四間,組成原來完整一戶。
年逾六旬的柴女士原本和女兒一同住在這裏,兩母女一同忍受着這裡的「冬凍夏熱」、雨天漏水,直到越發嚴重的鼠患讓女兒不堪其擾。房頂上老鼠「夜夜笙歌」,柴女士用拐杖敲一敲,鼠群暫歸寂靜,旋即又開始劈啪作響。偶爾老鼠從牆上的洞爬進來,掉在床上,甚至從正在睡覺的母女身上爬過。女兒實在忍受不了,寧願選擇寄宿在深圳親戚家,每天凌晨三四點過皇崗口岸回香港返學,放學後與母親吃晚飯過深圳,就這樣走讀了兩年。中學畢業後,女兒選擇了赴內地升讀大學,鐵皮房內,只剩下了柴女士。
柴女士也不是沒想過和女兒一同去內地,但有長期病患的她,行動不便,近期因患上小腸氣剛經歷住院治療,現在正等排期做手術。「女兒生活條件也差,來去不方便,我想去,但不方便。」思念女兒,柴女士忍不住落淚。她沒有告訴女兒自己的病情,不想讓女兒擔心。
為省錢快餐店「蹭」冷氣 「不吃不喝也要留錢交租」
鐵皮屋裏,生存不易。夏天不開空調,室內溫度隨時突破三十五六度,即便夜間,也酷熱難耐。空氣太差,柴女士睡覺要用呼吸機,整夜都得開空調換氣,一個月電費動輒七百至一千元。這筆錢,對於拿綜援的柴女士,是每月除了房租外最大的開支。為了省錢,柴女士白天會去附近的麥當勞「蹭」冷氣,晚上買五元、十元一兜的青菜,「能省一點是一點」。
「房租錢一定要留出來,不交不行,不吃不喝也要留着交租,不然會被趕走的。」柴女士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等公屋,環境好一點,起碼空氣好一些,還能下樓和人聊聊天。」遞交公屋申請後已等待了五年的她盼望着,搬入公屋後,女兒回來看她,能有個相對好一些的落腳點——最起碼睡到半夜不再被老鼠嚇醒。
離開柴女士家後,過了馬路直行幾步,議員和義工們來到當天探訪的最後一個劏房戶黃女士家。一室一廳一廚一衞的格局,和第一戶差不多大的空間,住了一家四口,更顯逼仄。
一個人收入四個人負擔 生活艱難而沉重
黃女士和丈夫,還有20歲的大女兒及11歲的小女兒,擠在這一百多呎的劏房內。夜裏睡覺,兩公婆在臥室睡高低床,女兒們在客廳睡沙發床。白天吃飯、做作業空間不夠,女兒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客廳。折疊桌勉強打開,房裏再無落腳點。
做地盤工的丈夫同樣在疫下失業,開工不足。賺來的錢,大半都用來交房租水電。「一個月房租5500,加水電7000多,生活壓力很大。」黃女士無奈地搖搖頭,「一個人收入,四個人負擔,是很沉重的。」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來回補習社,做飯、洗衫⋯⋯要照顧兩個孩子的黃女士,只能打消自己找兼職幫補家用的念頭。為了節省交通費,她獨自出門接送孩子時,都選擇步行,即便如此,一個月的車費也差不多要一千元。
一家人申請公屋已經8年,還在等,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黃女士去過查詢進度,得知前面還有3萬多人在排隊,「我都不知道是怎麼計算的,還要等多久。」
在這狹小的空間,衝突在所難免。姐妹沒有做功課的空間,姐姐有時只好放學後在外面找個地方做完功課再回來。「有時外面太吵太髒亂,她不願意回家。」黃女士知道,女兒不願別人見到她住在這樣的地方,太窄、太逼仄。
「你知道香港,這樣生活真的很難捱。」
女兒們曾問過父母,可不可以搬一個大一點的空間,然而只靠一個人的收入,「搬大點」對這個家庭而言,根本不敢想。
丈夫工作不固定,沒工開的時候,手停口停。經濟最差的時候,差點交不上租,只能向親戚朋友借錢交租。「沒辦法,租金不可以欠,租劏房,欠租人家就要你搬。」
黃女士說,等小女兒長大可以獨立的時候,要找一份兼職幫補家用。「你知道香港,這樣生活真的很難捱。」和前面兩戶一樣,黃女士一家人最大的心願,也是早日搬入公屋。
輪候公屋動輒五六年起跳 數量不夠是主因
「深水埗有幾千至上萬戶類似這樣的劏房家庭。」根據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的粗略統計,她的選區內兩三百棟唐樓,九成單位都是劏房,一戶劏四五間,最多能去到七八間,其中大部分住戶,都在等公屋。劉佩玉的辦事處接到的求助個案,九成有關於公屋申請,「香港公屋供應太慢,輪候時間最少都五六年,有些個案輪候時間更突破十年、十幾年甚至更久。」
基層市民受疫情影響衝擊最大,開工不足,甚至失業,不少人交不起租,但租金「不得不交」。議員想辦法找社會企業、基金、失業救助,幫有需要的劏房戶緩解經濟壓力。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最需要的,還是從根本上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最終要解決房屋問題,一定要靠政府出手。」
過去十幾年,劉佩玉幫助過很多人做公屋申請,真正成功的個案,只有一成左右。公屋數量不夠,無法及時上樓,是餘下九成無法成功的一大原因。「從特區政府到中央都意識到,住房問題是香港核心深層次矛盾。」劉佩玉認為,作為區議員,盡力幫助居民「救近火」解決燃眉之急,但「最終要解決房屋問題,一定要靠政府出手。」
香港過去很多年陷於政治爭拗,蹉跎歲月,而今出台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政治環境開始平復,首要任務,就是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不久前指出,香港管治者要解決住房等問題,期盼香港告別劏房、籠屋。「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到香港所有建設力量,集中力量解決房屋問題,我相信是有希望的。」劉佩玉說,「有中央這麼強大的支持,我有信心。」
(撰文:記者 蘇婷 / 視頻攝製:記者 加南、德輝、蘇婷)
【屈室求存|香港劏房故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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