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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追蹤|香港政治亂象 英國人精心埋下的雷

文/黎岩

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1月11日刊登評論文章指出,為什麼對部分西方媒體而言,只有中國的壞消息才是好新聞?答案就是部分西方媒體涉華報道存在嚴重偏見,只有中國的壞消息才是他們眼中的真正的好新聞,反而好消息根本算不上新聞,在報道中國時尤其如此。西方媒體的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某種程度上也切切實實地顯現出英國人百年來在香港問題乃至其他殖民地問題上的渾水摸魚的病態思維模式。

1990年11月,英國保守黨黨魁梅傑接替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上任後他隨即聘任私交甚篤的彭定康為保守黨主席。這是繼黨魁、副黨魁後的第三號重要人物。在彭定康的籌劃下,保守黨在1992年英國大選中打破了事前民意調查的弱勢,意外地勝出得以繼續執政。三個月後即同年7月9日,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港督,也是港英政府最後一任港督。

1992年10月,彭定康上任三個月後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堂而皇之地提出將要改革未來立法局選舉的制度,將行政及立法「兩局分家」,以加快推進香港的民主步伐。要知道,英國管治香港百年來從未提及民主二字,從未在香港進行任何選舉,哪怕是形式上的選舉,況且,中英此時此刻已經就香港回歸中國進行正式談判,並且已經初步達成了共識:在過渡期間的香港事務的任何重大變化,必須徵得中方同意。彭定康此舉自然引起中國大表不滿,指出有關改革未有諮詢中方意見。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更直斥彭定康是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

彭定康提出政改後,中英雙方爭拗不斷。期間中共提出兩國外長早在1990年初已有信件來往,並就香港政制發展的問題達成了協議。雙方後來公開了信件的內容,也就是記錄了中英秘密協議的「七封書函」。當年兩國透過「七封書函」就未來立法局選舉安排進行討論及談判。最初英方希望將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20席,至1995年再增至24席。不過中國主張需按照《基本法》草案的建議於1997年循序漸進增至18席,兩者明顯差距甚大。幾經磋商,最後英方同意中方的提議,並以書面正式確認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同時保證維持1997年前後的連續性。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當中有關立法局選舉、區議會和市政局的改革建議包括: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讓合資格的在職人士可以在「新九組」中投票;地區直選中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改善1991年選舉中「聯票效應」的問題;改變區議會和市政局的組成:除新界區議會的當然議員外,取消區議會及市政局的委任議席。所有議員由直選產生;成立選舉委員會,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議員出任。

對於上述嚴重違背中英共識的「大幅度」修改,中國表示強烈不滿,認為彭定康沒有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與中方達成共識,擅自就政制發展作出重大改變,也就是所謂的「三違反」: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實質上違反了基本法;違反中英兩國政府以「七封書函」達成的協議。

儘管中國一再強烈反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最終在英國極力培植的反對派議員的支持下在立法局通過,並在1995年立法局選舉中落實。於是中國不得不宣布當年的立法局不會有「直通車」的安排--即97年前的立法局議員不能全數過渡成為第一屆特區政府的立法會議員。同時決定「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以及臨時立法會作為第一屆特區政府立法會成立前的替代議會,並在七一香港回歸後即時通過了不少特區政府成立時「必不可少」的法例。

當年彭定康在60席的框架內增加議席的民主成分,包括近乎直選議席的「新九組」、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同時以直選區議員為首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不過這些政改內容並未得到中國認同。而香港回歸後的第一次(1998年)立法會選舉,沿用了比例代表制。儘管如此,由英國一手湊大的反中亂港勢力已經在港羽翼豐滿,尾大不掉,並且成為回歸二十三年來擾亂朝綱,干政亂港的主要力量。

彭定康在2020年6月自告奮勇地加入了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成為該組織的贊助人。彭定康公然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所謂的自由,甚至荒謬地認為倫敦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並以此根本就不能成立的理由肆無忌憚干涉香港事務。彭定康亦與共事多年的黨友、英國前外相芮夫金(Malcolm Rifkind),聯手網羅來自全球43個國家及地區、超過900名反華政客,一同聯署譴責全國人大訂立《香港國安法》,由此亦可管窺這班反華政棍的司馬昭之心。

彭定康妄圖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雖然其政改方案最終在中國反對下夭折,但過程中不但成為他政治履歷中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更極大地煽惑起了港人的政治意識,極大地煽惑起了港人對內地管治香港的排斥與對抗,甚至煽惑起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仇視憎恨。

二戰後,鑒於全球興起的反殖浪潮,英國當局不得不部署陸續撤出殖民地,由倫敦委派的英屬殖民地總督,大致都是執行把權力由殖民政府順利交接至新政府這個任務,當然,最重要的是如何移交到由英國一手培植的代辦二鬼子手中,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英國利益。遠的不說,單說近鄰印度,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雖然如甘地等苦行僧一直堅持非暴力不合作,但依然多次發生流血衝突事件,獨立後的印度,亦是因為英國所設置的政治架構,甚至為英國人挑撥離間造成的種族矛盾、民族矛盾等等,迄今仍然是危機四伏,不時爆發流血衝突。英國人的險惡用心就在於:英國人雖然離開了,但英國的影響力卻依然存在,甚至某種程度上講,希望該地離不開英國。英國仍然能夠對該處發生直接或間接的政治影響力。這也是媒體所講的英國預先埋下的地雷,拉火繩攢在英國人手中,英國人可以據此影響左右大局,從而謀取最大利益。

香港在大英帝國版圖中一直有特別的意義。香港既非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這類理論上是自治領、但實質上是獨立的國家,亦非如印度已經取得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自治程度亦不如1959至1963年期間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但毋庸置疑的是,英國乃至英資在作為遠東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極為厚植的龐大經濟利益,在回歸前的香港,英資一直在各行各業佔據主導地位。這是英國當局在與中國談判回歸事宜時最為優先考慮的全部問題的出發點。這也是英國當局的香港政策所考慮的出發點。

一直以來,倫敦的中國事務官員和歷任港督,對中國的認識大多只停留在英式大國沙文主義的膚淺視野層面,他們在地緣政治利益上,經常懼怕中國會隨時派兵奪佔香港,擔心中國會全數沒收英資資產。因此,英國人在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香港之前夕,唯有極力培植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就如同鴉片戰爭前夕,他們急於在中國境內尋找買辦販賣鴉片一樣。彭定康之流處心積慮地培植政治買辦,在香港乃至中國內地兜售他們精心炮製的政治鴉片,很顯然,英國人如此不遺餘力在香港兜售販賣他們的政治主張,其良苦用心絕然不是為了港人的身心健康,而是為了大英帝國的核心利益,為了英國殖民體系的直接經濟利益,為了讓英國人能夠堂而皇之地蠶食港人盤剝港人,說到底就是為了讓港人繼續充當他們的走狗奴才,繼續充當為英國人賺錢的機器,繼續充當「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二等公民。試問試想,英國人管治香港逾百年,何曾選舉過一層一級的一官半職?何曾推行過任何符合西方民主定義的政治改革?

事實上,今時今日在香港依然罔顧堅持反中亂港的攬炒分子,十有八九都是在英國留過學,接受英式教育的浸潤洗腦,受到英國人的重點栽培扶植,且在多方面都受到英國的小恩小惠。這些數典忘祖、鼠目寸光、見利忘義的政治買辦,心中既無香港,更無國家,他們的盤算就是英國人的盤算,他們的利益就是英國人的利益,在政治上經濟上唯英國人馬首是瞻,仰英國人鼻息,甘當英國人的政治走狗,張牙舞爪,在香港國安法的重錘敲打下,個個纍纍若喪家之犬,鼠竄四散,終成不堪一擊的烏合之輩。這樣的民族敗類政治垃圾,理所應當被拒諸建制大門之外,理所應當被清除出各級立法機構,理所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正審判與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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