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在修例風波期間製作元朗「7·21」襲擊事件專題時，被指控進行車牌查冊時作出虛假陳述，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並遭罰款。惟蔡玉玲不服判決，並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終院昨日（5日）頒布判詞，認為沒有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申請證明書的選項「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以外。因此，蔡申請證明書的用途陳述不屬虛假陳述，裁定蔡上訴得直，撤銷其定罪及懲罰。
是案判詞提到，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保護，真誠的新聞調查不應排除在「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之外。法庭期望政府能趁今次機會，向新聞界闡明查冊界線，就相關事宜定出更清晰指引，對公眾之於新聞自由的信心，相信大有幫助。對此，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回應指，香港是法治社會，按法律行事，運輸署與運輸及物流局，會聯同律政司研究判詞，改善車牌查冊指引，政府會認真處理。
事緣運輸署於2019年10月，因應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不得已收緊車牌查冊制度，要求查冊人必須聲明查冊用途，並刪除之前可以選擇的「其他」選項，即「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惟一直未澄清傳媒應如何選填，造成該項行政決定在具體操作執行上出現模棱兩可的空窗。事後有傳媒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運輸署的做法，獲裁定部分成立，指運輸署的處理有明顯的行政缺失，在收緊查冊安排時沒有向公眾述明因由、詳情及審批標準，造成相關事宜的模糊地帶，未達良好行政的要求。
在修例風波期間，暴徒對市民實施無差別襲擊，完全扼殺了香港社會引以為傲的合法表達自己意願的空間，普羅市民在街頭處於好奇舉機拍攝，往往遭到蒙面暴徒的圍攻，暴徒甚至狂妄地充當「執法」者，要求市民刪除所拍攝的照片視頻，稍有不從，輕則遭受暴徒言語恐嚇，重則遭到暴徒圍毆襲擊，搗毀手機相機。
與此同時，諸多別有用心各種打着媒體、記者旗號的所謂「新聞工作者」，也藉詞新聞自由從事不法勾當，利用各種非法手段起底執法人員甚至公開恐嚇維護正義的法官。這些不法之徒往往利用「記者」身份調查各界人士的隱秘資訊，包括住址、電話、車牌，甚至連信用卡資料也會被起底曝光。更有甚者，暴徒往往通過查冊，跟蹤守法公民、執法人員的行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運輸署為防止涉及車務的個人資訊被濫用、遭起底，不得已決定在查冊目的欄目中刪除其他選項，即是要求查冊人必須清晰明確填寫查冊目的。
由暴徒煽惑的元朗站「7·21」暴亂傷人等罪案，在當時謠言漫天飛、反中亂港分子指鹿為馬、煽惑蠱惑輿情的險惡環境中，其真相更加被嚴重扭曲歪曲，甚至一度傳出內地武警身穿便衣參與打鬥的謊言。香港電台《鏗鏘集》節目，或許出於調查真相的願望，試圖查出事發期間停泊在現場附近的車輛狀況，特別是查明有哪些身份背景的人士到達過現場，至於有無其他的別的不便言明的調查動機，則是無從稽考，只能單方面聽信被告人的一面之詞。
就原審裁決的司法程序而言，其實並無差池，原審法官基於運輸署已經在查冊目的中刪除了「其他」選項，也就是說，在蔡玉玲當時查冊時，並無其他選項，蔡玉玲倘若填寫其他目的，則依據當時的條令，只能視作虛假陳述。至於終審法院今次的終極裁決，更多的是從保障新聞自由的憲制原則的高度審理案件，依據憲法及基本法確立傳媒查冊的合法性和合憲性。
從法理上看，終審法院的裁決旨在維護憲法與基本法賦予市民的合法權利，原審法庭則是依據普通法原則，裁定依據運輸署刪除其他選項的行政決定作出判決，亦是符合香港法治社會的司法原則。所以說，從司法角度而言，兩項裁決並不矛盾。若果一定要質疑是案的司法過程，只能說，運輸署的有關規定存在法律真空，政府需要就有關查冊的安排，進一步釐清相關規定，作出清晰明確的規定。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裁決已清晰闡明傳媒報道，是查冊的合理原因，牽涉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政府斷然不會透過修法或行政安排禁止傳媒查冊，否則便有違憲風險。至於施加其他限制，他說要視乎相關行為是否構成「不合理妨礙」新聞調查，法庭會作衡量。
終院在判辭中亦明確指出，申請證明書的選項中，「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一詞不清晰和不明確，其實這也是原審法庭賴以裁決的理據之一。特別是在特區正在緊鑼密鼓推動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本地立法，當中包括「竊取國家機密」罪，若果別有用心者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利用查冊機制，跟蹤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人員與司法人員，是否也涉及竊取國家機密罪呢？凡此種種，都需要立法者作出審慎度量權衡，在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條件下，能夠保障新聞自由。
所以說終審法院推翻原審法庭的定罪裁決，只能是彰顯了香港的法治精神，證明了香港的法官完全是依據法律判案而絕非考慮政治因素做裁決。是案確實證明了在香港特區，政治就是政治，法律就是法律，政治不能左右法律，同時也證明了，香港的新聞自由能夠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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