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德武
數天前寫了一篇關於《為中印邊界爭執降降溫》的文章。限於篇幅，有言猶未盡之感。印度雖是中國的鄰國，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仍有不少神秘性，總覺得印度人的思維「有點怪」，其行為邏輯更是無法理解。筆者有必要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複雜性、敏感性和戰略性作進一步闡述。
主戰派認為，印度是個得寸進尺的國家（據說，印度的乞丐都是貪婪型的，只要你給出第一個銅板，他會索要第二個，直到拿走你最後一個銅板），有必要瞅準時機予以迎頭痛擊，「打得一拳開，免招百拳來」，這樣至少可以讓中印邊境再穩定幾十年。
其實這是對中印邊界情況的誤解。自1962年10月中印一戰、中方撤回至傳統實控線之後，中印邊界的爭執就從來沒有真正平息過。例如，1967年乃堆拉炮擊事件、1975年土倫山口槍擊事件、1986至1987年桑多洛河軍事對峙事件等；而2017年的洞朗事件更是給兩國關係潑了一盆冷水，可見中印通過一場戰爭並不能定乾坤。
中印已不是第一次軍事交手，印度對中國的軍事打擊能力有充分的認識。中國當下GDP是印度的五倍，其軍事實力與印度不在同一個檔次，更何況印方的武器是個「大雜燴」，主要從世界各國購得。由於印度披着「民主國家」的外衣，自己也是「瓦森納協定」（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前身）的成員國，不存在先進武器進口的障礙，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樂得賣給印度，但真正打起仗來，把武器裝備拴在別人的褲腰帶上，其脆弱性可想而知。
1962年，由於尼赫魯對中國存在嚴重誤判，自恃得到美蘇兩個國家的加持，大力推進邊界「前進政策」，最後被中國打得措手不及，變成了印度國家之恥。印度一部分人雖有心報1962年之仇，但種種跡象表明，印度這個決心還沒有下。從6月份加勒萬河谷挑釁之後的死傷救助情況看，印度並沒有做好與中國一戰的充分準備。
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談判桌上來。這一代的實力和智慧不足，我們可以等下一代人去解決。在中日關係、中俄關係以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問題上，都是採取「擱置爭議」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將領土爭議置於首要位置。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處於弱勢的時候，可以採取示強的做法，而當下中國綜合國力走強的時候，完全可以適當示弱，尤其不要有咄咄逼人的感覺。在這一點全社會的認知存在不小的分歧。今天的中國雖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離強國的目標還差最後一公里，我們尤其需要用時間換空間，關鍵是不能讓中印邊界衝突干擾或中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因小失大，將是戰略之失。
中印邊界衝突，既有歷史和現實動因的交織，也有內因與外因的相互激盪。從外因看，中美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印度成了美國設法拉攏的對象，其地緣戰略價值陡升，於是印度的機會主義思想漸成決策者的主流。印度從中美戰略對抗中深深地感受到，與美國叫板，印度難以承受之重。在中美開打貿易戰期間，特朗普也沒有放過印度，雙方之間圍繞關稅問題也吼了幾嗓子，讓印度很沒面子。2019年6月，美國取消印度的特惠制待遇，作為反制，印度也於同月宣布對美國28種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但只是些杏仁、核桃和蘋果等。所以，雙方均留有餘地。特朗普對印度發動貿易戰，更多地是美對印施壓的手法，以此警告印度：如果不聽話，一樣可以用對待華為的手段收拾印度。
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之下，印度最終選擇了同美國站在一邊。特朗普2月訪印，與印度簽訂了3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中印關係從此進入了快速下降的通道。
美國加速與中國脫鈎，並在全世界圍追堵截華為的產品。印度率先做了示範，禁止華為參與印度的4G建設（5G尚未提上日程），並下架了數十個中國應用程序（APP），算是向美國遞去的「投名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及負責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瓦伊達均在不同場合表示，印度最具潛力承接從中國轉移出來的產能，特別是涉及到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也算是對印度的一種承諾。為此，印方為迎接大規模產業轉移潮的到來，專門闢出地塊，準備打造強大的印度製造業。但產業鏈的形成需要資金流、物流、人流等條件，在交通十分落後的印度，能否成功複製中美產業鏈還是巨大的未知數，但至少美國為印度畫了一張大餅。
一個號稱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一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兩國具有「天然盟友」的特性。美國「拉印制華」與印度「傍美遏華」的戰略遙相呼應，美印「全球性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呼之欲出。
從印度內因看，中印邊界紛爭在這個時點出現，既有疫情的催化因素，更是印度內部矛盾的外化表現。如果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而內因則是變化的根據。印度敢於在中印邊界屢次衝撞紅線、試探中國底線，反映了印度執政當局的政策冒險性、投機性，也是印度民族主義自我膨脹的結果。
首先，印度需要利用「中國威脅」推動其國家戰略的實現。不少學者傾向認為，中印邊界衝突是莫迪政府為了轉移疫情和社會矛盾的焦點而刻意製造出來的事件。這種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筆者更願意相信，疫情因素是導致印度對華戰略徹底轉向的催化劑，而不是根本原因。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導致印度供應鏈中斷，特別是印度的關鍵性產業，如汽車、醫藥、手機、電子製造等零部件及原料過分依賴中國的弊端進一步放大，促使印度政府警醒：必須加快完善印度本土的產業鏈，尤其是不能被中國卡住了脖子。更何況，「印度製造」也是莫迪政府的一項戰略追求，是印度「大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政府需要製造一種氛圍，把「中國製造」在無需太多壓力下擠出去。
從美國產品「去中國化」的路徑來看，「國家安全」條款是最好用的一張牌。美國除了對中國產品進行301條款調查之外，運用最多的就是涉及國家安全的232條款，「國家安全」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可以裝，而且遭遇的法律風險最小。於是印度也模仿美國，通過挑起邊界衝突，煽起「中國威脅」，這樣就可通過印度國內的反華情緒，輕而易舉地實現將中國企業趕出去的目的。而6月15日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之後，印度反華情緒出現高潮，「抵制中國貨運動」堂而皇之地在印度各地上演。印度政府隨之把中國幾百個應用程序（APP）下架。可見，這場中印邊界衝突事件大概率是印度自導自演的一場苦肉計，以此加害於中國。
其次，莫迪雖是強勢的領導人，但印度的選舉政治決定了他需要迎合國內的民意。2019年莫迪靠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輕鬆贏得大選，也結束了印度多年以來的「懸置議會」格局，印度人民黨居於多數，反過來增強莫迪的信心及政策冒險性。印度人民黨的執政歷史雖然短暫，但其群眾基礎的淵源可追溯到1925年成立的「國民志願團」，這是一個極具保守色彩的右翼組織，追求印度教的絕對主導地位，民族主義情緒濃烈。過去曾參與抵制美國沃爾瑪、亞馬遜等企業在印度的業務，如今他們視中國資本是更大的威脅，認為如果不及時限制中國的投資及中國商品的湧入，印度本土的製造業將毀於一旦。更重要的是，印度內閣部長中，超過60%的人有「國民志願團」的背景，為其推行極端保守的政策提供了組織（幹部）基礎。
印度人民黨政策的冒險性從該黨第一任總理瓦傑帕伊身上就可以看出。1998年他上台只有2個月，就悍然進行了核試驗，且在致克林頓總統的信中，指責「印度鄰國擁有核武器及幫助另一個鄰國開發核武器」，以此把「中國威脅」作為其擋箭牌。而這一次，印度人民黨再次煽起「中國威脅」，凸顯其打「中國牌」的戰略考慮。
印度所處的國際大氣候與本國的小氣候，迫使印度放棄了在大國間「左右逢源」的政策，「戰略自主」曾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驕傲，也是做一個「有聲有色大國」的法寶，但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誘惑之下，印度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美國的打手。印度外長蘇傑生在不同場合表示，「不結盟雖是特定時期的地緣政治術語，但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結盟體系的一部分」，但這位當過駐美、駐華大使的首席外交官也同樣說過，「戰略自主就是自主選擇盟友」。在美日澳印四國安全戰略對話機制的建設方面，印度明顯加快了步伐，對話層次也由司局長層面上升到部長級。美印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但不限於向印度提供中國邊境局勢衛星資料。繼2016年美印簽署軍事後勤保障協議之外，今年9月10日，印度與日本也正式簽署了《相互提供物資勞務協定》，強化軍事支援與協作，這一切都為印度抗衡中國增強了信心。2021年美日印澳共同舉行馬拉巴爾軍演的概率大大提高。
2020年本是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雙邊關係卻陷入了低谷，中印關係再次落入地緣政治的窠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的「東向戰略」不是實現無縫銜接，而是發生中烈度的碰撞。印度長期以來把印度洋視為是印度的洋，稱霸南亞，對尼泊爾、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以及不丹等國的友華政權或政策行為予以打壓，使得中印關係中的第三方因素變得更加突出。
9月10日，中印外長借上合組織外長會議之機，進行了雙邊會晤，達成了五點共識，雙方均表達了通過對話解決爭端的意願，不應將分歧變成爭端。但印度軍方與外交部門最近一直在演雙簧，究竟印方能不能知難而退，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中印同為大國、鄰國以及發展中之國，發展與脫貧才是第一要務，把分歧變成爭端不可取，把爭端變成戰爭更不可取。戰略誤判是大國崛起之大忌，充當他國附庸更是戰略失敗。印度想抓住戰略機遇期無可厚非，但與中國對抗肯定不會給印度帶來機遇，相反是印度發展的一大陷阱。莫迪政府當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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