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今年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孫中山先生一生以革命為己任，立志救國救民，致力於民族復興，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孫中山先生畢生奮鬥的核心，可以用八個字概括：振興中華，統一中國。他在興中會章程中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在彌留之際留下的最後囑託仍是「惟願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弘揚中山精神，實現祖國統一，將是包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夢想與歷史使命。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6年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對孫中山先生致力追求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偉大一生給與了高度評價，讚揚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一生以革命為己任，立志救國救民，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一個多世紀過去，孫中山致力追求的振興中華民族夢，在中華民族的集體實踐中獲得了日益清晰的現實形態。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是孫中山全部政治實踐的軸心，也是中華民族至今仍在完成的根本任務。孫中山對統一的理解遠超策略層面，他將其視為民族存續的歷史本能：「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他更直白地斷言：「『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些判斷的深刻之處在於，它們不是對一時一地政治形勢的回應，而是對中華民族數千年大一統傳統的自覺承接。孫中山深知，統一不是復興的前提之一，而是復興本身的內在構成：一個分裂的國家無法承載民族的未來。正因如此，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至今仍是中華民族共同追求的中國夢中最具分量、也最不容回避的命題。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在理念底色上與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宗旨形成了一種跨越世紀的精神呼應與傳承。 孫中山說「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其民生主義的核心指向是均富與共享，試圖從經濟制度上保證人民的主體地位。真正將「民生為本」從綱領轉化為大規模制度實踐的，是中國共產黨。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衡量，改革開放四十餘年間中國使近八億人口擺脫貧困，對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貢獻率超過70%；到2020年底，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這一進程的實質意義在於，它以執政黨的組織能力和政策連續性，完成了孫中山當年只能以理念方式提出的「均富」命題。中國共產黨以數十年卓有成效的持續實踐，踐行了孫中山的民本思想，也由此證明了自己是領導國家富強與民族崛起的核心力量。
兩岸同胞的前途命運與民族復興的關聯，在孫中山的思想中有着最直接的表達。他深知國家統一與民族振興「密不可分，始終視二者為一體之己任」。這一判斷在今天的兩岸關係中仍然有效，但需要置於更開闊的視野中理解。沒有兩岸的最終統一，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是不完整的；同樣，任何將台灣從民族復興進程中剝離出去的企圖，都與孫中山所奠基的愛國傳統與統一理念背道而馳。在這個意義上，祖國統一既是歷史必然，也是兩岸全體人民共同福祉的制度條件，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然選擇。
孫中山「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的思想遺產，為中國處理自身與世界的關係提供了一種超越民族主義狹隘性的精神資源。 他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同時又以「天下為公」為價值內核，追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的大同世界。這種思路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對既有國際權力格局的簡單替代，而是指向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文明秩序。孫中山曾明確表示，中華民族對世界大同負有使命擔當，希望「對於人類再次做出較大的、更大的貢獻」。當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這一思路的承接與拓展：它把「天下為公」從道德理想轉化為全球治理的實踐原則，把「世界大同」從哲學願景轉化為對和平和諧持續發展的大國責任承諾。
「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這句話的分量在於，孫中山把中國的強盛與中國作為大國對世界的責任聯繫在一起，而不是把強盛本身當作終點。這一判斷與當代中國的自我定位高度吻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蘊含的，正是這樣一種邏輯：一個真正完成復興的民族，不可能僅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滿足，它必須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國際秩序的維護、文明間關係的塑造中承擔與其體量相稱的責任。孫中山當年所說的「大責任」，在今天的語境中獲得了具體的制度形態和實踐內容。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孫中山那裏從來不是一句抽象的訓誡。「以400兆（即4億，編者註）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因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中山先生把民族命運與個人擔當直接焊接在一起。這種精神在當代的實踐形態之一，是「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特區的持續繁榮穩定。香港回歸以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居世界第三，世界競爭力升至全球第三，在複雜環境中保持了制度韌性。香港的經驗所證明的，不是某一種具體方案的機械複製，而是一個更具方法論意義的命題：不同社會制度可以在一個國家主權的框架內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國家統一與地方活力可以並行不悖。這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提供了成功借鑒與現實參照，也為兩岸同胞思考統一後的制度安排積累了可檢驗的制度基礎與成功探索。孫中山所呼喚的那種「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的自覺，在今天最具體的含義，就是每一個中國人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到民族復興與祖國統一的進程之中，而不是把這一進程委託給他人或留給未來。
從「振興中華」到「民族復興」，中山先生的愛國精神之所以至今仍有深遠影響力，兩岸人民理應以實現中山先生遺願為動力，推動祖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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