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台灣地區的選舉制度有突出短板，像泥漿摔角，迷失而不自知。自從1996年李登輝正式上台以來已30年，台灣在「亞洲四小龍」的地位一直下滑，令人感到惋惜。為什麼這樣說？
核心問題是高度民粹化、短期化導向，選舉周期短、競爭很激烈。候選人優先考慮選票，傾向於討好當下選民、拋出短期口號，很多長遠、關乎民生和兩岸的理性政策被擱置；選民容易被身份認同和統獨對立議題綁架，民生治理議題被邊緣化。現在回過頭來看，罪魁禍首是當年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他扶起民進黨對抗國民黨，有篡黨之嫌，是名副其實的「台獨」教父。他先後培植了陳水扁和蔡英文。如今賴清德變本加厲，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從2000年算起，民進黨當局在台灣執政了18年。
如今台灣各政黨惡鬥凌駕公共利益，藍綠長期結構性對立，很多議題不是就事論事討論利弊，而是先站在政黨立場進行攻防。在野黨習慣性為反對而反對，行政效率被嚴重內耗，因為迷信「政黨輪替」，導致無法長期規劃，翻來覆去倒漿糊。
選舉容易被媒介、網絡認知戰滲透，導致信息碎片化；政治謠言、帶節奏的短視頻、定向話術的傳播很快；資本運作、特定勢力和利益集團透過公共媒體、網紅社群引導輿論片面化、膚淺化和娛樂化；選民容易被情緒帶動，投票並不基於完整事實進行理性判斷。
選舉成本高昂，利益團體影響極大。兩年一度的全民選舉需要大量資金，各類財團為了支持自身利益的代理人、地方派系資源深度介入，形成利益交換，普通選民的訴求弱於派系和金主的影響力。總而言之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制度本身理論上有監督機制，弱點是訴諸民粹的選舉競爭有普遍通病，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價值，但制度本身存在難以自我化解的結構性矛盾：目標為了勝選，可以不擇手段。
台灣地區的選舉強調民意調查。正因如此，民調機構成為對立的幫兇；因為失真、淪為選舉操作工具。理論上民調應是社會科學「實證統計學」的一環、具獨立的權威性和參考價值；但在台灣選戰環境裏，已被改造為四不像。樣本偏差和提問話術被精緻化。抽樣方式、受訪人群（座機/手機、年齡、地域）可以刻意傾斜，結論先行。例如只打固定座機電話，偏向年長群體。又例如街頭隨機訪問，偏向年輕群體。不同抽樣框，得出來的結果完全兩樣。民調問題的設計有強烈的引導性。同樣一件事，換一種提問措辭，就能引導受訪者給出偏向某一方的答案。發布時機與結果篩選是另一弊端，對立的競選陣營只挑對自己有利的民調對外公布，不利的就壓下來；很多所謂民間民調機構，本身帶有明顯政黨傾向、背後有政黨資本支持，不是中立的第三方。最後是動態效應（即「催票民調」），投票前最後三周，往往擇定時刻故意放出「我方領先很多」（打「西瓜靠大邊」）或者「我方快要輸了」（打「告急牌」催票）的民調，目的是動員支持者出門投票或者瓦解對手士氣，不是反映真實民意、而是影響投票行為。所以，台島民調不能當真，不反映客觀事實，只是選戰的誘導材料和方便手段。
筆者過去26年來一直關注台灣的普選制度，看得一清二楚。從上周蔣萬安和沈伯洋的辯論可以看到端倪。蔣萬安（國民黨，台北市市長）、沈伯洋（民進黨，「台獨」頑固分子）的辯論是典型：呈現了台灣當前選舉的特徵。兩岸議題是攻防主戰場，雙方的分歧核心集中在兩岸路線、對大陸的態度、安全問題等敘事上，政策細節被立場之爭蓋過。標籤化大於理性政策辯論，互相扣帽子，把對方路線包裝成「出賣台島安全」（蔣針對沈）和「製造戰爭恐慌」（沈針對蔣），用情緒敘事爭取中間選民，詳細的城市治理討論變得空泛有限。中間選民是爭奪重點，雙方都試圖爭取「害怕戰爭、關心民生」的中間選民；一邊主打兩岸穩定交流；另一邊主打抗中防禦自保。
沈伯洋是「台獨」頑固分子，長期鼓吹分裂、炒作所謂「認知作戰」。他提出競選口號，借用都市規劃、社會敘事新詞包裝，缺少落地細則，被不少島內輿論批評為概念空泛。他提出「縫合」（市民大道縫合、市南市北縫合）。沈伯洋對台北城市脈絡不熟，只有概念名詞，沒有交通評估、預算開支、工程方案，文字遊戲大於實質規劃。他又說要把「台北順起來」，打通行政、讓城市運轉順暢。但他不知道要刪減哪些法規、調整哪些流程、解決哪些關卡，只是典型選舉口號。他認為「台北是一盤剉冰」，要尊重多元、容納不同群體，藉此淡化他過去「黑熊學院」強烈對抗、獵巫式的「抗中保台」人設。他沒有配套治理政策，只是形象修辭：提出「三度空間治理」，即所謂「國際視野高度」「跨域治理廣度」「台北市民溫度」；都是純粹描述形容詞，沒有具體指標，只是空洞話術。
他長期的核心口號是「抗中保台、全民防衛、認知作戰、反『被滲透』」。他參選台北市市長後，為了爭取中間選民，改用敘事新詞，是典型的「換人設」手法。辯論不是為了說服對手，而是表演給還未決定取向的中間選民看。沈伯洋提出「洋流」，形容自己是一股溫和、流動、匯聚、跨藍綠、跨世代的社會力量，企圖和過去激進對抗的「黑熊學院」形象切割。毫無疑問，如果他一旦當選，就會恢復「台獨」頑固分子的本色。他缺乏城市治理的行政經驗，選民如果認為他可以出任台北市市長，那真是荒謬絕倫。筆者個人估計，沈伯洋還是有可能取得接近40%左右的選票，因為綠營選民立場先行，不分青紅皂白，只要顏色抗爭。如果他竟然僥倖勝選，那更是不可思議。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美軍近年的舉措是不斷把與中國對抗的軍力部署推前，主要是和日本及菲律賓具體合作，目標是一旦台海有事，美軍的補給線可以縮短。美軍最近宣稱要在明年4月之前完成在日菲的階段性部署，台海局勢兵凶戰危，不是一句空話。當然，軍事部署是一回事，是不是真敢動手又是另一回事。話說回來，如果我國萬不得已、採取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之後還能不能實行「一國兩制」？大陸始終盡最大努力、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非和平方式是最後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和平統一下，台灣可以保留更多原有社會、經濟、民生治理特色，是協商式的「一國兩制」安排。如果發生了「台獨」引爆的重大事變、社會遭到破壞，估計屆時會根據實際局勢和社會狀況，由中央統籌制定治理安排。無論以什麼方式實現統一，都會充分保障台灣同胞的合法權益和福祉。「一國兩制」具體實施方案取決於統一的方式和當時的現實條件，不存在「和統就照搬港澳模式」或者「武統就不搞『一國兩制』」這種簡單定論。
台灣地區選舉的最大麻煩是選舉競爭異化為對立動員；民調在選舉語境下變成競選宣傳工具；兩岸路線的對立貫穿當下的九合一選舉爭辯，但台灣民眾對國際局勢、尤其是美國視台灣為棋子、只想吃乾抹淨的真實意圖並未有全島性的覺醒。筆者認為，我國完成台灣地區統一的第一選項永遠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方案只是反「獨」、反干涉的保底手段，後續治理安排，中央會立足維護國家主權和確保長遠利益來設計。台灣地區的選舉不論鬧得多歡，終極結果必然是兩岸統一，而且步伐日近。現在除了少數有清醒認知的藍營民眾之外，看來大多數綠營民眾對此還未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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