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一部聲稱虛構的日本電視劇，引發了14億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與憤慨。日本TBS劇集《VIVANT》第二季將切斷手指、利刃刺腹等酷刑嫁接在中國情報人員身上，而稍有歷史常識者都清楚，這些手段恰恰是七十多年前侵華日軍施加於中國抗日志士身上的真實的法西斯暴行。當施暴者的暴行被移植到受害者的後代身上，當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在螢幕上被公然對調，這便不再是無害的「娛樂虛構」，而是一場針對歷史記憶的蓄意閹割。它切割的不是血淋淋的手指，而是一個民族對苦難的集體認知，演繹的是當今日本依然軍國主義陰魂不散。
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從未真正死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更換面具，持續支配着相當一部分日本政治精英與社會輿論的仇華、恨華、排華思維。這種思維在當下正以「新型軍國主義」的形態加速發酵。將酷刑敘事「反向栽贓」給中國，其深層心理機制在於：唯有把曾經的受害者塑造成新的施暴者，才能使未完成清算的侵略罪責在想像中獲得一種扭曲的「平衡」。這種心理置換之所以能夠進入主流文化生產，恰恰說明軍國主義的歷史從未被真正喚醒，反而在右翼政治的庇護下獲得了某種自由發揮。
電視劇中的酷刑橋段，不過是歷史暴行的一次螢幕還魂，它以最刺目的方式提醒中國人民：歷史不容忘卻，也絕不能被忘卻。南京大屠殺期間，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兩名日軍少尉在紫金山下展開「百人斬」殺人比賽，分別以106人和105人的「戰績」見諸日本報紙，成為當時軍國主義狂熱的社會消費品。日軍的刺刀挑起血淋淋的嬰兒，今井武夫之流在中國土地上留下的暴行檔案，早已將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些不是「反日宣傳」，而是東京審判與南京審判以法律名義確認的反人類事實。當一部日本黃金檔劇集膽敢將這些暴行的手段「移植」給中國人時，它所挑戰的不是中國的「敏感神經」，而是日本文明對法西斯暴行的再次默認與容忍。
然而，真正將這種文化挑釁轉化為現實危險的力量，來自日本執政者系統性的國策轉向。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當局，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拆除戰後和平體制的每一道防線。她公開揚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將台海衝突定性為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美國情報機構據此評估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已發生「重大轉變」。在核武裝議題上，高市在國會聲稱「無核三原則」的表述「仍有探討餘地」，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則主張「不設禁忌地討論核武器政策」，內閣高官連續釋放的信號已經越過了戰後日本政治的紅線。防衛費方面，日本提前兩年將國防開支推至GDP的2%，2025財年防衛費合計約11萬億日圓，同時謀求全面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企圖將日本變成「死亡商人國家」。這些倒行逆施與「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荒誕叫囂相互纏繞，正把日本推向一條危險的戰爭邊緣道路。
正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執政思維，塑造並縱容了日本社會日益彌漫的仇華排華心結，而電視劇不過是這一心結在文化領域的結果。2026年版日本防衛白皮書無端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而《VIVANT》第二季的播出周期與這一輿論造勢周期「高度重合」，其敘事與官方對華論調「同頻共振」。高市早苗本人公開點名推薦該劇，政、商、媒多方力量為其鋪路，三麗鷗等企業在爭議爆發後才倉促切割，足見這套「渲染中國威脅—製造對立情緒—為擴軍備武提供民意底座」的鏈條早已運轉經年。日本外務省甚至在2027財年預算中單列AI專項經費，用於所謂「認知戰」，以技術手段批量生產篡改歷史、抹黑中國的內容。一部電視劇的「虛構」背後，是一整套國家主導並竭力推崇的敘事暴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的傷痛與恥辱不會因為時間流逝而自動癒合，更不會因為一部劇集的「娛樂」標籤而被抹平。當今日本，軍國主義的基因並未被清除，它只是換上了「積極和平主義」與「正常國家」的外衣，依然把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視為可以肆意輕慢、圍堵乃至欺凌侮辱的對象。日本某些勢力肆無忌憚地妄圖阻擋和干預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一意孤行地堅持「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未必有事；但若日本執意將「台灣有事」當作介入中國內政的通行證，那就是刻意找事，是主動將自己置於與中國對立的敵對位置。
中國人民未必一定要主動清算歷史賬，但歷史賬本從未合上，每一筆血債都記錄在案，歷歷在目。日本若然處心積慮地以中國為敵國，以篡改歷史為能事，以侮辱中華民族為樂趣，以武力介入為選項，那麼中國人民只有被迫拿起鐵算盤，徹底清算日本法西斯百年來欠下的血淋淋的歷史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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