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君度
1952年，我入讀香港培僑中學附小一年級。那時我母親老慕端在培僑任音樂老師，我姨父李允基任數學老師。
就在我入讀培僑附小一年級那年，任職星島日報美術編輯的父親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緊急撤離。父親立馬帶上我祖母和妹妹離開香港上廣州，一個多小時後，港英警察就上門來抓我父親。那時的香港不是今天的香港，港英政府非常仇視共產黨和新中國。
我當時年幼，只記得那時的校長叫杜伯奎。學校經常會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杜校長的太太杜伯母帶着她們的女兒杜小喬和我，在上課時間離開學校到街上逛逛。那時我完全不懂為什麼我要「走鬼」不上課。原來培僑中學是左派學校，港英當局教育司署視為眼中釘，經常派人突擊檢查學校學生有沒有超員。後來杜校長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回了廣州，在廣州被聘為教育學院院長。
吳康民應是那時接替杜伯奎出任校長。我當時年紀小，並不完全明白「接替」二字的分量。後來才知道，那是一九五八年，杜校長被遞解出境後，吳校長臨危受命，在港英政府派人監視的陰影下把培僑扛了下來。他曾回憶，接任之初日子並不好過，經常有監視者跟隨，但他從沒想過放棄，考慮更多的是「絕不能辜負支持培僑的家長和學生」。那時培僑不少家長是的士司機，憑着對香港地理的熟稔，通風報信，甚至讓出自己的住處給校長暫避。一所學校的校長，要靠家長們這樣掩護着才能辦學，今天聽來近乎荒誕，卻是那個年代愛國學校真實的處境。
說起那時的培僑，我姨父李允基先生便是資深數學教師，在跑馬地朗園舊校執教，後來擔任香港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曾受業其門。像他這樣默默耕耘的前輩，正是吳校長後來守護的根基。
我和母親1953年也到內地定居，直到1979年以後，家人才陸續回香港，我才有機會真正認識吳康民校長。吳校長留給我的印象，與其說是「校長」，不如說是一個沉穩的守護者。他在培僑執掌校政二十八年，從校長做到校監，再做到董事會主席，將一所傳統愛國學校逐步發展為涵蓋中學、小學、書院及幼稚園的教育機構。但他身上沒有那種咄咄逼人的辦學野心。他重視的是文化意識與品行，以至於當年無論支持培僑的人，還是政治立場並不一致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培僑是一所「正派學校」。在那個左右對峙的年代，能讓對手也點頭說一聲「正派」，比任何口號都更有分量。
吳校長晚年依然筆耕不輟，以坦蕩的襟懷議論時政，風骨昭然。他活到百歲，走的時候家人在側，安詳辭世。
哲人其萎，範垂後世。作為一個當年曾在課堂上被帶去「走鬼」的培僑舊生，我對吳校長那一代人的堅守，心存感念。培僑的根基，是他們在風雨裏一磚一瓦砌起來的。
(作者為本港著名書畫家、香港東方書畫院院長、香港書法家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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