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香港有逾38萬名外籍家庭傭工，撐起了無數雙職家庭的日常，釋放了大量婦女勞動力，其社會功能與貢獻無可置疑。惟「功能」與「保障」從來是兩回事。昨日立法會上有議員質詢政府會否研究在外傭合約引入法定試用期，勞福局官員明言無意額外設立試用期條款，亦保留僱主須支付旅費等規定。取態一出，難免令一眾僱主心涼——在本地勞工市場「三個月（部分機構一個月）試用期」近乎常態慣例的當下，為何偏偏外傭這個明顯存在水土不服風險、最需要勞資雙方磨合、最容易「貨不對辦」的聘用關係，卻連最基本的雙向試用空間都欠奉？如何保障外傭與僱主的各自利益，確保外傭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營造多元和諧社會，確實需要當局煞費思量，其中，設立通過修例設立外用試用期，則是保障勞資雙方利益的可取方向。
第一，沒有試用期，等於把「不適合」的風險全部押在僱主身上。本港僱傭慣例中，僱主與僱員彼此有約定俗成的磨合期：能力不符、性格不合、表現不達標，在試用期（短則一月，長則半年，取決於勞資雙方約定）內可較低成本地止損，這是勞資雙方都默認的市場規則。外傭卻是例外。聘請一名外傭，僱主事先墊付的中介費、來回機票、驗身與行政費用動輒數萬元，一旦到任後發現試用不啱心水不滿意，貨不對辦，要辭退絕非按一個掣般簡單——既心疼已經支付的數萬元成本，又顧慮合約條款與潛在爭議，甚至擔心可能引起不可預期的官司。結果是很多僱主明知不合適，也只能「捱住用」，把原本應是家庭添置的一項服務，變成了一件難以退貨的消費品，結果是因為不滿意心態造就的排異心理的持續蔓延發酵，造成賓主持續有對立情緒，既影響了外傭服務質素，又影響了家庭和諧氛圍。試用期本質上是把資訊不對稱攤開讓雙方互相檢視，外傭制度偏偏把這道保險閘拆除，令僱主在交易開始前便處於被動劣勢。
第二，中介與外傭「夾手夾腳」蓄意跳工，僱主卻近乎「零追索」。近年屢見有外傭到任短短兩三個月便以各種理由跳工，背後往往是中介的「一條龍」生意經：誘使外傭提早解約，再轉介到下一家，中介費便可反覆收取。僱主一旦遇上跳工，即時損失數萬元中介及機票費用，外傭違約等同「零成本」，僱主往往分毫補償都得不到。勞福局以「實務守則已禁止中介透過金錢誘使外傭提前終止合約」回應，誠然聊勝於無，但守則的約束力有限，舉證亦困難，實際遏止作用成疑。試想，若勞工市場上的僱員可隨意「兩個月走人」而不受任何約束，制度早已崩潰；為何外傭卻享有這種單向的「自由」？沒有試用期與違約成本，等於默許跳工成為一門可以量產的「生意」，而虧蝕的永遠是僱主。因此，可以增加約束條規：外傭在一年內反覆跳工超過三次，即失去在港應聘工作機會，確保外傭市場健康有序，並在相當程度上保障港人家庭利益。
第三，隱瞞疾病應聘，把辭退變成一道兩難的法律難題。僱主最頭痛的另一宗，是外傭來港前隱瞞身體狀況，到任未幾即突然告知懷孕或患病，喪失大部分家務勞動能力，做不到聘用要求之餘，僱主反而要倒貼時間與金錢照顧；一旦辭退，又隨時被指歧視而惹上官非。這是典型的「進退維谷」：不辭退，是無止境的負累；辭退，是歧視訴訟的風險。相比本地僱員入職前的體檢與健康申報已相當普遍，外傭來港前的驗身機制卻被質疑存在漏洞，令有心隱瞞者有機可乘。政府着眼於保障外傭免受歧視、免被無理解僱，方向正確，但「保障」不應等於「豁免」——不能因為怕誤傷弱勢，便把最基本的誠信審查與僱主合理權益也一併犧牲掉。
歸根結底，政府「不額外設試用期」的取態，反映的是一種過分謹慎的保守思維。誠然，外傭身在異地、身處弱勢，需要制度保護，需要平等對待，需要多元關愛。但保護弱勢與保障僱主權益從來不是對立的。真正的問題在於：現行制度把「保護」過度集中在解僱一方，卻忽略了聘請一方最基本的風險管理需要。試用期不是為了讓僱主隨意欺淩，而是讓雙方能及早發現不合適、及早止損，這對外傭同樣公平——與其勉強磨合到雙方怨懟，不如在初始階段坦然離場，各自尋找更合適的配對。
本港外傭制度已運作數十年，生態卻早已面目全非：中介產業化、跳工常態化、資訊不對稱加深。制度若仍停留在墨守成規、甚至是冠冕堂皇的「保護弱勢即可」的舊思維，最終只會令信譽良好的外傭與誠實的僱主一同受害——劣質中介與投機外傭賺得盆滿缽滿，守法者卻在為制度漏洞埋單。政府與其一再表態「無意改變」，不如正視3個被詬病已久的痛點：為外傭合約加入切實可行的法定試用期，填補勞工市場慣例的空白；提高跳工的違約成本並規管中介誘導行為，斬斷「跳工產業鏈」；完善來港前健康申報與核實機制，在反歧視與誠信審查之間取得平衡。同時，積極考慮引入內地傭工，在補充並平衡傭工市場的同時，亦能為減輕內地就業市場壓力作出香港貢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外傭市場合法合規，「請得安心、用得放心」——這既是對僱主的交代，也是對大部分勤懇工作、規矩守約的外傭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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