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銘
8月21日，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支聯會」及其3名前骨幹成員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觸犯香港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出裁決，連同早前已經認罪的何俊仁，所有被告均罪名成立，被告們將於本周五（8月28日）求情。在法庭的判詞當中，法庭信納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支聯會」五大綱領包含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意思，「支聯會」及其一眾被告確實有犯罪行為。香港法庭依法作出裁決是應有之舉，但美國等西方國家藉機針對特區政府作出毫無事實根據的詆毀抹黑，明顯是干預香港事務及司法案件，情況不能接受，理應予以譴責。
根據公開資料，法庭裁決表達之立場十分清晰，包括明確指出本案並非政治審訊，被告等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控罪也不涉及任何關於民主或對國家的批評的議題。事實上，各被告利用相關命題作出本案的煽動行為，重點在於他們煽動的顛覆目的和意圖，透過負面內容激起民眾對國家政權的厭惡、憎恨等情緒，作為加強其煽動行為效果的途徑；在審訊以至裁決過程，法庭只會單純地考慮與本案相關的法律和案中證據，以決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證明至毫無合理疑點。
由此觀之，法庭的理據十分清晰，無論是「支聯會」、李卓人、鄒幸彤以至何俊仁，他們都不是因為「政治立場」、「民主議題」或個人思想而被定罪，而是他們確實作出了煽動行為，而且煽動之目的，是要「顛覆國家政權」；法庭在審訊過程中，看的是證據而不是立場，而且在定罪過程中，信納了控方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完成舉證。
在法庭作出裁決後，英、美、歐盟等都發聲明回應裁決，甚至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相關人士」，但一個嚴肅的法治問題來了，有人犯法，執法部門就需要執法，法庭也必須因應各方證據或抗辯作出裁決，怎可以讓犯罪之人因為外部勢力干預而「放人」？換個角度，若然顛覆政權發生在西方其他國家，西方國家又會把違法之人「無罪釋放」嗎？
案件的關鍵，在於有人危害國家安全，而外部勢力（包括一些國際組織）的論調，大抵是被告們是合法集會、表達意見甚至爭取「民主」云云，但就如特區政府的發言人所言，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很多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清楚訂明，在有必要保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等情況下，可以依法限制部分權利和自由。筆者認為，如果有人以表達自由為藉口，繼而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這種法律漏洞，肯定會為社會帶來禍害，2019年的修例風波，就是最佳的證明。
事實上，從「支聯會」案、黎智英案到「35+顛覆案」可見，香港國安法在執行上取得成效，除了有效懲治亂港分子，也有效保障了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安全以及福祉。在香港「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的過程，社會各界亦深刻體會到，安全與和平得來不易，有安全才能有發展，沒有安全一切都無從說起。故此，無論是「支聯會」案還是其他國安案件，即使部分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人士已受到懲治，社會各界仍然未可鬆懈，必須保持防範意識，並廣泛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關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我們也可以用今日香港的發展成果去驗證，近年，無論是香港的GDP持續上升、失業率維持低位，以至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等，都可見有了安全的根基，才保住了良好發展的環境。現時，香港正處在全新的起點上，將要迎來最好的發展期，但與此同時，各界必須謹記，守護好安全的底線，才能以高水準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北區區議員、民建聯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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