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制定五年規劃，目標當然是為了當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但其終極方向，應該是引領構建智慧經濟發展的新範式，推動發展模式深度迭代，在不久的將來，不斷接近並最終實現美好生活的願景。這就需要從現時「資本支配」傳統模式轉向「智慧駕馭」現代模式的範式躍遷。海耶克（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新自由經濟主義的鼻祖之一）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認為，在科技水平仍處在初級工業革命階段的時候，計劃經濟具有信息不充分、不對稱的難題。但他未能夠充分預見到「超級AI」作為全域、高效信息處理載體的顛覆性出現。最根本的矛盾是，資本邏輯天然偏好短周期、可抵押、可標準化、風險可控的資產置換，而智慧邏輯（尤其是基礎科學的顛覆性思想發展出AI）則呈現出長周期、高風險、不可抵押、難預測的特徵。其結果是資本長期「低配」無利潤前景的基礎建設和創新研究，使得社會陷入「短期主義陷阱」，偏重個人短期利益，輕視集體長期規劃。
近年興起的「融智學」，是鄒曉輝博士依託北京大學跨學科知識建模課題組研發、構建的原創跨學科元理論，筆者近日有和他互動。該理論核心研究人機協同智能，嘗試建立一套可以貫通文理、形式化表達所有知識的統一範式，較多應用於頂層政策設計、跨學科分析與通用AI底層思路構建等領域，高度契合經濟及社會發展規劃的制定，適用於香港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
融智學的底層哲學是序位守恒，即物質、能量、信息、智慧皆可被理解為「序」（order）與「位」（position）的動態組合，總序位在一定條件的變換下保持恆定。在操作層面，融智學搭建了一套形式化語言：任何一個複雜系統工程（技術、企業、產業、部門等）均可拆解為二元關係互相演化。該模型已被應用於知識邏輯表達、產品架構設計與跨域系統集成等場景，其核心優勢在於可將不同領域（如航空、海洋、建築、跨界、法律）的異質元素統一納入同一個形式化的框架中，從而為重構「載具與空間系統」提供工程基礎支撐。簡而言之，融智學具備極強的適配性與落地性，可全方位服務於各層級規劃的編製、落地與優化全流程。
整個規劃過程，其實離不開九個段級、從靈感到文明的融智台階。以產品設計為例，首先是靈感（直覺閃現）、思路（邏輯雛形）和體系（系統化認知）；其次是知識產權（專利/版權/數據權）、個性化樣品（實驗室原型）和標準化產品（可批量生產）；最後才有市場化商品（有交易價格）、產業生態（供應鏈協同）和文明貢獻（改變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這套概念看似抽象，卻可應用於制定規劃。它允許在早期階段（1至3級）就進行穿透式概念形成，中期階段（4至6級）完成價值評估，無需等待最終成果落地再開展評價工作。後期階段（7至9級）可自動提取規劃的結構化特徵（如原創性、可組合性、跨域遷移性），實現從「論文」到「問題」再到「答案」的範式轉移。其核心價值不僅在於智能對話交互，更在於聚焦「任務完成」，提供可落地、可驗證的完整解決方案。立足未來五年規劃的場景實施，香港特區可依托自身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與立法自主權，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打造四大示範基地。
（一）先行先試的立法權
香港可借鑒珠海經濟特區已頒布的《低空交通建設管理條例》《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條例》等首創性地方立法成果，依託珠澳兩地的規則機制「軟聯通」基礎，借力立法護航發展低空經濟及數字經濟的有利條件，為香港智慧經濟培育構建法治化發展土壤，開展前瞻性探索。同時可依託橫琴「立法直通車」通道，以《智慧經濟促進條例》或《智慧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等形式，獲得局部法律豁免與授權。此舉目的在於精准承接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包括數字中國建設、低空經濟發展、鄉村全面振興、對外文化藝術貿易基地建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等；充分釋放香港國際化資金、人才資源優勢，盘活香港稀缺物理空間資源，優化本地複雜的治理架構。香港可以成為智慧經濟改革的絕佳壓力測試場景，助力大灣區各地在不改變自身法律本體的情況下，實現規則語義對齊、審批流程互認、產業標準互通。
（二）四大示範基地
1.智慧（經濟+資本）總部平台以及產業示範基地
智慧經濟總部平台可賦能北部都會區開發建設與運營發展，包括實驗室集群、中試平台、產業孵化器和加速器、標準化認證中心等載體。智慧資本總部平台可以負責IABS交易、資金池管理、信用積分發行與清算等業務。智慧經濟和智慧資本共同形成「價值創造→價值實現→再投資→新創造」的閉環；同時建立「事前分配」機制，依托信用增值體系，讓智慧創新主體直接參與價值剩餘分配，一改傳統事後稅收再分配的單一模式。這是「按勞分配」在數字智慧時代的優化升級，形成「按知分配」與「按信分配」（體現知識和信用的價值）的新模式。
2.法律文化、貿易投資和產業園示範基地
為精準落實2026年中央1號文件關於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工作部署，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央有關部委及全國性行業協會等20家單位聯合印發的《關於深化「總對總」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精神，需運用法治平台化思維和「人機互助+智慧資本」手段，破解社會矛盾的規模化糾紛，構建智慧社會所謂「治未病」新體系。該模式可徹底改變過去法院單一主體「單打獨鬥」應對海量案件的被動局面，統籌調動街道辦、工會、婦聯、金融監管局、知識產權局等各行各業的治理力量，健全「總對總」機制。以建立跨界協調、信息共享、聯動處置的工作機制為目標，打造「橫向對接部門、縱向貫通省市縣鄉」的糾紛解決網絡。此外，還需構建跨境法學可信數據空間產業；推動法律案例、企業合規數據轉化為智慧資產，依託區塊鏈技術進行交易，培育法學數據產業。最終實現法學智慧資產從靈感構思、思路成型、體系搭建、知識產權确权，到樣品研發、成品落地、市場商品化的全鏈路迭代，形成完備的產業生態與智慧資產發展體系。
3.「載具與空間系統」產業園示範基地
依托融智學建模技術，實現「載具」（飛機、船舶、車輛等移動載體）與「功能艙」的解構重組，功能場景覆蓋衣食住行、醫療服務、商貿快遞等民生與產業場景，落地「移動即服務」的全新服務模式；同時依托一般系統理論，實現各模塊的互通互換、靈活适配。融智學以全域未知數碼測序定位系統（GXPS）及其應用場景為核心，可以打破傳統產業邊界，重塑產品與服務交易形態，並提供實現路徑；通過「數智化載器」和「可重組模塊」技術迭代，培育新一代智慧產業集群。AI時代的到來，為人類社會追求更便捷舒適的美好生活提供嶄新的科技應用場景。在衣食住行四大基礎民生領域中，交通出行的便捷性、舒適性與智能化體驗將最為明顯。
4.城鄉智慧系統領軍人才實操實訓示範基地
基地以「AI超強個體」（OPC，俗稱一人公司，或AI Agent）為培養目標，運用「人機互助」實訓模式，形成人才自我複製的生態。在低空經濟成熟落地的場景下，採用「新五常」（學習、工作、生活、旅遊、娛樂五種方式）配備先進方法論（DBA設計）與技術基礎設施GXPS（全域測序定位智慧系統），通過超級OPC領軍人才實訓實操，可以搭建一套完整、可操作的「知行合一」的實踐體系，推動傳統「公民」升級為「智慧市民」。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考慮與內地相關機構開展專題研討，擇定合適區域設立試點，運用融智學理論工具，完成智慧經濟操作體系的合法性、可行性、前瞻性系統建模，作為後續香港五年規劃的延伸佈局，即便本輪五年規劃週期難以馬上落地推行，亦需提前布局、夯實基礎、明確發展方向。筆者認同北大鄒曉輝博士和柯麗君女士的觀點：範式躍遷（不單是範式轉移）在新時代已經具備歷史發展的現實條件。AI技術的發展使智慧可工程化、可金融化，舊資本邏輯亟需被新智慧邏輯替代。融智學提供了完整工具箱：序位守恒（哲學）、雙字棋盤（工程）、九級台階（過程）、五級模型（金融）、五信生態（治理）、IABS（資產化）。這六個組件相互支撐，構成閉環。香港憑藉獨特的立法自主權、多維復雜治理場景、完備的數字基礎設施，在國家整體戰略引領下，完全可承接上述四大示範基地的建模搭建與壓力測試工作，成熟後向全國乃至全球輸出智慧經濟發展範式。同時需明確的是，香港現有的資源條件有限，必須依托國家戰略引領、完善高端人才配套，這也是開展長期戰略規劃的核心意義所在。建議後續主動對接中央指導和國家授權，明確大灣區智慧經濟發展路徑，統一相關核心概念的定義與標準，搭建「智慧經濟沙盒」開展模擬運行，將四大示範基地納入重大布局，為國家智慧文明建設、全球智慧經濟規則制定搶佔先機、掌握國際話語權。相關思考可納入香港新一輪五年規劃《結語》部分，作為長期發展指引。本文為筆者個人學術觀點，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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