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介嶺
美東時間9月26日，安理會就中俄提出的延長對伊朗制裁豁免期限決議草案進行表決，最終以4票贊成（阿爾及利亞、中國、巴基斯坦、俄羅斯）、9票反對（丹麥、法國、希臘、巴拿馬、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亞、索馬里、英國、美國）和2票棄權（圭亞那、韓國）的結果未獲通過。
據此，聯合國已於9月27日晚8時恢復對伊制裁。當天早些時候，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接受採訪稱，伊朗已為此做好準備，不會出現「天塌下來、我們不得不屈服的情況」，通過已採取的行動，與鄰國、歐亞國家、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的合作，以及國內民眾的支持，「我們完全有能力克服當前的局面」。
同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恢復國際制裁或帶來「一定的經濟影響」，但這是一種被高估的手段。10月5日，他宣稱，開羅協議不再適用現狀，已無法作為德黑蘭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的基礎，伊朗將另行宣布新的合作安排，並強調解決伊核問題，除了外交途徑和談判，別無他法。這顯然是在提醒美以，武力摧毀不了伊核計劃。
那麼，伊朗拒絕美方以全部濃縮鈾換取聯合國三個月暫緩制裁要求，以及後續一系列的表態究竟是虛張聲勢，還是確有底氣？對這個問題，要給出非黑即白的答案恐非易事。
首先，恢復制裁政治意義大於經濟影響。20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恢復並不斷加強對伊制裁，阻斷伊朗與他國的貿易，並將其踢出SWIFT系統，限制其跨境支付和使用美元結算的能力，還試圖徹底封殺伊朗能源出口，導致伊朗貨幣貶值、資本外逃、民生艱難，經濟困頓。
伊朗國際問題專家米爾卡西姆·莫梅尼分析，由於此前美國已對伊朗「幾乎用盡」了所有單邊制裁手段，伊朗經濟可能會受聯合國恢復制裁的短期衝擊，但不會產生「決定性」影響。此言不無道理。與美國的「極限施壓」相比，聯合國恢復制裁雖會增加伊朗的壓力，但更多地是象徵性的。
10月1日，接棒安理會輪值主席國首日，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俄方不承認聯合國對伊恢復制裁，也不會執行相關規定，並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促其不要倉促執行對伊制裁措施、不要重新設立制裁委員會。
儘管如此，聯合國恢復制裁意味着美國進一步孤立伊朗有了一個對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具有約束力的普適性法律框架，伊核問題不再是美伊之間的雙邊問題，即使俄羅斯有心阻攔，要說服其他國家跟風將困難重重。
其次，伊朗經濟雪上加霜。聯合國恢復對伊制裁雖影響有限，但不等於無足輕重，誠如「國際危機組織」（ICG）所指，聯合國制裁將導致已「深受高通脹、貨幣危機和基礎設施問題困擾的伊朗經濟更加惡化」。
這並非危言聳聽。聯合國恢復制裁消息宣布後，截至10月1日，伊朗黑市匯率跌至1美元兌換112萬里亞爾歷史冰點，而一個月前1美元還能兌換106萬里亞爾，較前些年更是貶值驚人。實際上，此前，伊朗已出現負增長、高通脹和失業率上升等典型的滯脹症狀。
作為通脹的晴雨表，伊朗黑市匯率波動直接反映了經濟壓力和物價上漲趨勢。伊朗統計中心數據顯示，夏季最後一個月（波斯曆8月23日至9月22日），伊朗通脹率環比上升3.8%，同比上升45.3%，將今年平均通脹率拉升至37.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由於政府印鈔填補赤字窟窿，2025年伊朗平均CPI將達43.3%，較去年的32.6%大幅上升。
在美國「極限施壓」下，伊朗經濟增速大幅放緩。今年春季（波斯曆3月21日至6月21日），伊朗GDP萎縮0.1%，結束了連續17個季度的擴張；工業和礦業產出從去年春季的5.9%暴跌至-0.3%；受連年乾旱、劇烈價格波動和對新型農業技術投資缺等因素的影響，農業產出也從2.3%銳減至-2.7%。
失業率居高不下。過去十年，伊朗的失業率都在10%左右。IMF6月份預測，2025年伊朗失業率將從去年的7.7%升至9.5%，這還未計入安理會恢復制裁因素。關鍵是，即使按照備受質疑的官方統計數據，青年失業率基本上都在20%以上，去年為22.75%，較上一年上升0.12%。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情況更糟，每10名青年中就有4人失業，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在失業大軍中的比例更是超過了40%。
伊朗工業委員會主席邁赫迪·博斯坦奇坦承，全國90%以上的工業企業為中小企業，它們提供了約50%的就業崗位。制裁導致的能源短缺、貨幣貶值和原材料斷供，直接威脅到這些企業的生存。毫無疑問，這對舉步維艱的伊朗經濟將帶來更大的壓力。
第三，水電短缺嚴重，嚴重威脅經濟可持續發展，引發社會極度不滿。過去，供水危機多發生在偏遠地區，而現在像德黑蘭、伊斯法罕這樣的大城市長時間停水司空見慣，伊朗總統甚至動了遷都的念頭。聯合國大學水環境與健康研究所所長卡維·馬達尼指出，伊朗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是當前危機失控的主要原因，「最令人擔憂的是不平等——富裕階層還能買水罐、叫水車，窮人只能忍受乾渴。」
還有就是電力短缺。由於資金不足，伊朗每年電力缺口約為1.4至1.5萬兆瓦，剛剛過去的夏季更是停電頻繁，即使氣溫高達50℃，民眾不得不忍受缺電之苦。此外，農業灌溉因長時間停電陷入癱瘓，電力不穩還增加了醫療風險。而缺水又導致惡性循環，水力發電總量由12000兆瓦銳減至4000兆瓦，成為能源失衡的重要原因。
應該說，伊朗一直試圖「從內部建設經濟」，通過發展「抵抗經濟」緩解制裁影響，但由於資金長期向核計劃和導彈研發傾斜，民生基礎設施建設被忽視，在歐美重重圍堵之下，要完成從「抵抗經濟」到「韌性經濟」轉變談何容易。
加之，伊朗內部矛盾加劇，不僅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權力無限擴張，涉足經濟侵蝕世俗精英利益，改革派與保守派在棄核與否、國家發展方向，以及軍隊國家化等問題上的路線鬥爭更加尖銳，哈梅內伊陣營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政策分歧也開始公開化，伊朗的命運令人關注。
然而，如果就此推斷伊朗經濟行將崩潰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但在腐敗盛行、社會矛盾尖銳、貧困人口高達35%的情況下，國際制裁無疑比戰爭更具破壞性，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刺激民眾上街，威脅政權穩定，何況，若伊朗堅不棄核，不能排除美以再次動武的可能性，伊朗的神權體制正面臨近年來最嚴峻的生存挑戰。
顯而易見，如何審時度勢，規避風險，發展經濟，平息民怨，對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是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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