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就在《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本月2日正式刊憲之際，深水埗桂林街今日（5日）發生震驚全港的南亞裔家庭倫常命案，2至6歲的3名小姊妹昏迷送院，全告不治。三位南亞裔小妹妹，懵懵懂懂，尚且不甚知曉人世間疾苦冷暖，還帶着一雙雙好奇的大眼睛搜索觀察世界之際，陡然間痛失鮮活稚嫩的生命，不論慘劇的製作者是出於何種動機，在香港如此高度文明的多元融合社會中，發生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各界有理由反省深思：社會需要作出怎麼樣的改善，才能夠防範遏制悲劇一再發生？
警方上午11時許接獲女子報案，她聲稱遭丈夫用刀襲擊她和3名女兒，丈夫逃去無蹤云云。大批防暴警察隨即荷槍實彈，封鎖現場多條街道追尋在逃丈夫，惟經調查後卻有驚人發現，三名女童並無中刀傷或其他明顯的外傷，疑被焗死。令人震驚的是，報案女事主後來更承認犯案殺死三名女兒。
事件令到各界再度關注立法會即將審議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其中對兒童的保護是否足夠，以及相關的刑事罪行是否具有足夠的震懾力。眾所周知，受該族裔嚴重的男尊女卑傳統文化影響，南亞裔女性向來對丈夫百依百順，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挑戰丈夫的威權，對丈夫的所作所為，哪怕是在外面拈花惹草，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倘若單純因為丈夫的問題就痛下殺手，殺害自己親生的骨肉，確實有點匪夷所思。
目前雖尚不清楚案情細節，及案中疑犯為何會如此毫無人性殺害親生女兒，單就媒體報道其丈夫是貨車司機，顯然有工作有收入，以目前貨車司機收入中位數三數萬元的普遍情況而言，斷然不會因為經濟問題導致殺害親生女兒。那麼，唯一的可能便是精神疾病導致的心理障礙，才令到該疑犯作出如此有違人倫常情的殺害行為。
當然，如果任何一宗刑事案件都輕易地用精神病犯案做註解，問題自然簡單很多，但就算是精神病因，也應該思考為何會有如此嚴重的精神病案例？
根據《侵害人身條例》第27條，任何16歲或以上的人，對16歲以下的兒童或少年人負有管養、看管或照顧責任，如故意襲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該兒童或少年人，或導致、促致該兒童或少年人受襲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該兒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損害（例如視力、聽覺的損害、肢體身體器官的傷損殘缺，或精神錯亂）。這條罪名是針對父母、監護人、老師、保母等負上照顧兒童責任的人士。第27條的刑罰，循公訴程序定罪後，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葉柏強日前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條例之精神非懲罰專業人員，而是恫嚇潛在施虐者，從源頭減低風險，建議當局未來兩年應做好準備和培訓工作；希望加強社會意識，恫嚇潛在施虐者，從源頭上減低虐兒風險，達至預防作用。
法例強制舉報虐兒，一致要求各界，特別是相關人士要「報得準、接得快、跟得靚」。事實上，目前宿位輪候情況嚴峻，例如兒童之家僅得900個床位，每月卻有逾300人排隊，輪候時間需4至5個月。至於輕度弱智的兒童之家，全港更僅得104個床位，每月多達100人排隊，輪候時間長達15個月。顯見政府及社會各界在保護兒童方面的工作明顯不足。連最基本的保護兒童的設施尚且不足，又如何空談保護兒童？
今次悲劇確實令人悲哀莫名。本港號稱是一個多元共融的和諧社會，深水埗地區又是南亞裔人士聚集的傳統區域，事件迄今仍不清楚該涉事家庭的具體情況，有無夫妻不合？有無家庭疾患？有無經濟壓力？有無子女障殘？等等，一概不知。據悉，執法部門獲悉報案人有精神病紀錄，懷疑她首先焗斃三名女兒。該等精神病況究竟如何，有無潛在的暴力傾向？有無定期服食精神科藥物？在獨立湊養三名年幼子女的沉重壓力下，是否有社工跟進？本人有無向社會求助？是否有專業人士對其做過評估？等等。
不論如何，鑽石山慘案及深水埗慘案的接連發生，還是響起了社會警號，必須重視精神病患的安置看護治療，防止接二連三的悲劇發生。其次，對精神病患的看護一定要防微杜漸，從源頭着手，從病因入手，解決患者的病原性問題。比如，今次發生命案的南亞裔母親，是否因為背井離鄉無依無靠，仰或純粹的夫妻溝通問題，或者是生活壓力問題，等等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地區關愛就能解決的社會隱患。再次，推動和諧社會應該充分考慮到社區不同族裔的多元融合，而這種多種族的多元融合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字作秀上，而應該有一些實質性的措施，應該為當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關愛隊等訂立效能KPI,考核督促該等人士的工作能夠真正接地氣。復次，政府有必要考慮在民青局下設專為少數族裔提供定向專業服務的部門，並制定專員推動少數族裔融合發展的工作，讓少數族裔在香港有家的感覺，減少杜絕因為水土不服引致的精神疾患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悲劇。最後，各界應該向少數族裔展示友愛關愛的赤誠之心，寬容包容尊重接納少數族裔的民族習俗，營造和諧包容的多元社會文化，積極主動與少數族裔往來溝通互動，讓少數族裔能夠感受到他們不是這個多元社會的少數，而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成員，從而增強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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