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 構建世界灣區經濟聯盟

嚴剛議員呼籲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合力搭建以香港為總部的世界灣區經濟聯盟。(點新聞資料圖)

文/嚴剛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提到中方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深化各灣區交流互動,探索亞太經濟合作新路徑。這一倡議的提出地點本身就是一種明確宣示:深圳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粵港澳大灣區正是中國面向亞太、鏈接全球灣區經濟網絡的前沿。這一具有宏大視野的倡議所指向的,正是全球產業鏈、資本流動、科技創新與國際經貿合作格局的一次結構性重組。在這一重組進程中,香港應當也完全有條件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以「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升級,成為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樞紐平台,成為世界灣區經濟聯盟總部所在地。

全球地緣政治的動盪,正在倒逼灣區經濟從各自為政走向機制化協同。灣區經濟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協同性與外溢性,亞太地區匯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灣區。紐約灣區以華爾街掌控全球資本配置,舊金山灣區(三藩市灣區)以矽谷驅動科技創新,東京灣區以製造與航運支撐產業縱深,粵港澳大灣區則以製造業體系與創新能力的疊加見長。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以14.79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總量,已超越紐約和舊金山(三藩市)兩個世界級灣區,與東京灣區並列全球經濟規模第一梯隊。中國此時提出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本質上是在用制度化的合作框架對沖碎片化的風險,以主動的機制設計替代被動的市場自發調節。

粵港澳大灣區之所以能夠承擔聯盟的產業底座功能,在於它同時擁有「世界工廠」的縱深與全球登頂的創新密度。大灣區已形成覆蓋31個製造業大類的完整產業體系,培育出9個萬億元級產業集群,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在此蓬勃興起。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首次登頂全球百強創新集群榜首,超7.1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匯聚於此。香港的研發成果可以跨過深圳河迅速進入產業化,廣州的工業配套可以在數小時內回應深圳整車企業的產線需求。這種「從實驗室到量產線」的完整鏈路,正是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在推動產業對接、技術轉化和企業合作時最需要的底層能力。中國是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引擎,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這一引擎中創新密度最高、產業回應最快的動力單元。

香港在聯盟中的角色,不應被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參與者」,而是連接東西市場、貫通兩種制度邏輯的樞紐。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擁有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普通法制度、獨立運行的金融體系以及高度開放的營商環境。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穩居全球第三、亞太第一。香港是全球第二受歡迎的仲裁地,2025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受理案件的國際比例高達84.3%。這意味着,當一個涵蓋紐約、舊金山(三藩市)、東京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聯盟需要一套跨境商事爭議解決機制、一套多方接受的合同框架、一個能夠同時被內地企業和國際資本信任的資金聚集與配置平台時,香港的制度基礎設施恰恰是現成的。

香港近年展現出的資本凝聚力,進一步強化了其作為聯盟總部所在地的現實說服力。2025年全年,香港新股集資額達到2858億港元,重奪全球第一,跑贏美國、印度等主要市場。2026年前10個月,IPO集資總額進一步攀升至4039億港元,較上年同期大增84%。香港亦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資本用行動投票的結果表明,香港仍然是全球資本配置中國及亞太優質資產的首選節點。與此同時,香港在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中重奪全球第一,世界競爭力位居全球第二。法治的確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與監管的可預期性,三者疊加構成了一個國際組織總部所必需的信譽基礎。將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總部設在香港,不是基於象徵性的安排,而是基於一個務實的判斷:聯盟如果要真正運轉起來,需要一個能夠同時對接內地產業資源與國際資本網絡、且其法律與監管框架被各方廣泛接受的物理與制度錨點。

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的構想,為中國以灣區為單元重構亞太經濟合作路徑打開了一個新的制度空間。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球登頂的創新集群、覆蓋31個製造業大類的產業縱深以及「一國兩制」下獨一無二的制度界面。香港的普通法框架、全球第三的金融中心地位、重奪全球第一的IPO市場以及高度國際化的爭議解決能力,共同構成了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難以被簡單複製的組合優勢。積極發揮這一優勢,以香港為樞紐搭建聯盟的常設合作平台,推動企業對接、產業協作、科技交流、投資促進與人才往來的機制化運行,既是香港在由治及興階段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應有擔當,也是香港自身從「超級聯繫人」走向「超級增值人」的關鍵一躍。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