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D|「照顧家庭假」指引須清晰
文/黎岩
政府擬自2027年起為政府僱員推出每年最多12小時的「照顧家庭假」,以小時為單位放取,用於陪同家人應診、照顧患病家人、出席子女學校活動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闡述安排時,明確將寵物照顧與個人事務排除在「家庭範圍」之外,並以「看員工表現」決定是否需要提交證明檔案。其中,涉及緊急應變時刻的「離線權」等看似瑣碎的細節,則顯現出一項善意政策從理念走向落地時必須面對的治理難題:方向值得肯定,但若指引不清、邊界模糊,善意便可能在執行的縫隙中被稀釋,甚至變異為新的行政負擔,甚至不必要的爭議。
「照顧家庭假」最值得肯定之處,在於它承認了公務員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不應被「公務人員」的職業角色完全遮蔽。過往僱員面對家庭突發需要,只能以整日年假或超時工作累積的補假應急,用整日假期應對一兩小時的陪診或家長會,既是對假期資源的低效使用,也加重了員工的心理負擔。以小時為單位的制度設計,本質上是對家庭照護「碎片化、突發性」特徵的制度性承認。公務員總工會亦指出,新措施讓員工可按小時放取,彈性明顯提升,顯然是一項可取的德政。
從人才策略看,這一舉措同樣具有現實意義。香港公務員隊伍正面臨年輕一代入職意慾減退的挑戰,在薪酬競爭力難以大幅提升的約束下,非金錢福利的優化成為吸引人才的重要杠杆。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有助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承擔的人士服務社會。12小時雖不長,卻是「以人為本」治理理念在人力資源策略中的具體投射——它向潛在加入「熱廚房」的優秀人才傳遞了一個信號:特區治理體系願意為僱員的家庭責任留出制度空間。大的方向上,這值得肯定。
然而,善意的刻度恰恰體現在細節的斟酌之中。政策規定每次可申請放取1-4小時,每年12小時且不得轉撥下一年。這一設計的初衷是彈性,但其副作用是「化整為零」:若公務員確因臨時瑣事只請假一兩個小時,一年內可能產生數次乃至十餘次審批記錄。每一次申請都意味着填表、主管審批、人事記錄、系統錄入等環節,對於大型部門而言,這些看似微小的行政動作疊加起來,未必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更務實的替代方案或許是:仍以12小時為基本申請單位,但容許最多拆分為三個半天,既保留一定的彈性,又將審批頻次控制在可管理的範圍內。與此同時,應明確禁止照顧家庭假與年假「捆綁」使用——否則員工可能將半天照顧家庭假與半天年假拼接成整日休假,使政策初衷被架空為變相的彈性年假。彈性應當服務於照護需求,而非成為規避管理的通道。制度設計的第一要義不是給予最大自由,而是在自由與可管理性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點。
當局明確表示寵物及個人事務不屬於家庭範圍。這一界定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有其邏輯,但執行層面的困難不容低估。何謂「個人事務」?當事人去入境處更換到期身份證或護照、去銀行處理個人賬戶,此類事務明顯屬於個人範疇,但若家中老人行動不便需要陪同辦理證件,這究竟算「陪同家人」還是「個人事務」?又或者僱員本人因家人患病而需要處理相關的醫療保險理賠手續,這又歸入哪一類?
邊界越模糊,管理者的判斷負擔越重,申請者與審批者之間的爭議空間也越大。與其讓前線主管在每一個案中自行裁量「這算不算家庭事務」,不如在指引中列舉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明確陪同直系親屬應診、辦理與家庭照護直接相關的行政手續屬於適用範圍,純粹個人消費、娛樂、社交活動則明確排除。清晰的邊界不是對員工的苛責,而是對管理者的解放——它讓審批從「判斷題」變為「對照題」,既降低管理難度,也減少不必要的摩擦。
「是否需要提交證明檔案則需看員工表現」——這一表述的善意毋庸置疑,它試圖以信任換取員工的自覺。但從制度設計角度看,「看表現」恰恰製造了行政模糊的空間:何為「表現良好」?由誰判定?標準是否一致?在不同部門、不同主管之間,這一裁量尺度難免參差,反而可能引發公平性質疑。
更徹底也更公正的做法或許是:既然選擇信任公務員隊伍,就在一般情況下免除證明檔案要求。絕大多數公務員的品格是令人信服的,不會為一日半日的假期弄虛作假;若個別個案出現濫用跡象,現有的人事管理制度本就有紀律程式可以處理。以「事前懷疑、事後追認」的方式管理,既增加了守規員工的負擔,也讓主管陷入「信還是不信」的兩難。信任應當制度化地表達,而非依賴個案裁量——後者看似靈活,實則將管理成本轉嫁給了每一位前線主管。
在肯定人文關懷的同時,必須重申一個基本原則:照顧家庭假的前提是維持必須必要的公務。僱員只應在確保不影響工作進度的前提下申請放假,主管在審批時也應以此為首要考量。更重要的是,若假期獲批後遇到突發性緊急事故需要處理,獲假僱員理應即時取消假期、返回崗位,不應以「已經獲批」為由堅持放假。
這一原則並非對員工的苛求,而是公共服務特殊性的必然要求。政府的運轉關乎公眾利益,天災、公共衞生事件、重大事故等突發情況不會因僱員的假期安排而擇時發生。當局以「周末遇天災難以召集人手」質疑「離線權」的可行性,其背後正是這一邏輯。同理,照顧家庭假也應在指引中明確寫入「緊急情況可召回」條款——這既是對公務連續性的保障,也是對員工的一種保護:事先明確的規則,好過事後的爭議與追責。
總之,在充分肯定人文關懷舉措的同時,當局應在政策正式推行前制定清晰、明確、可操作的指引。指引應回答幾個具體問題:適用範圍的正負面清單是什麼?申請是否以半天為單位、是否禁止與年假捆綁?證明檔案在何種情況下要求、由誰決定?緊急情況下召回的程式與補償安排如何?只有把這些問答題提前做完,管理者才不至於在個案中反覆揣摩,申請者也不至於因標準不明而猶豫退縮。
一項好的政策,善意是起點,精度是保障。12小時的「照顧家庭假」體量雖微,卻是一面棱鏡,折射出特區治理在人文關懷與制度理性之間的探索。它值得肯定,因為它承認了公務員的家庭身份;它也需要精進,因為善意的制度若不能在邊界、成本與信任機制上持續打磨,便容易停留在姿態層面而難以沉澱為可感知的治理效能。讓善意化為善治,靠的不是更多的口號,而是更清晰的規則、更務實的成本核算,以及制度化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