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D|吳靄儀犯法未犯錯的荒誕邏輯

文/黎岩

已經執笠的亂港組織「民陣」2019年舉行8·18流水式集會,大律師吳靄儀等7人涉案被裁定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吳靄儀被判緩刑。大律師公會其後投訴吳靄儀行為失當,大律師紀律審裁組今年中竟然裁定相關投訴不成立。大律師公會近日入稟要求法庭推翻判決,宣布吳靄儀違反《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投訴成立下令訓誡等。一位知法犯法被法庭裁定罪行成立的大律師,居然被紀律裁審組裁定該名大律師並非以大律師身份犯法,其犯法行為是以個人名義造成。簡言之,知法犯法的大律師吳靄儀雖然犯法但就未犯專業錯誤,如斯裁審足以演繹成一部愚人節的荒誕劇。

圍繞本案,公眾真正關心的不是某一位知名大律師的個人得失,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當一名法律工作者已被法庭定罪,專業紀律機構還能否以「私生活」、「個人名義」或「犯案動機」為由,不作任何實質性懲戒,顯然有違一般的公眾認知與社會公義。從庭上陳詞及相關判詞看,紀律審裁組的裁斷確有漠視輕視《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之嫌,大律師公會提出司法覆核具有堅實的法理基礎。

第一,必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吳靄儀參加8·18流水式集會,已經被法庭裁定罪成,判囚9個月、緩刑2年。緩刑是刑罰執行方式的安排,基於人道、更生等多方面因素,並非裁定無罪,更不是宣告行為合法。8·18案判詞指出,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罪行嚴重,唯一恰當刑罰為即時監禁;紀律審裁組亦知悉並同意涉案罪行嚴重。既然罪行嚴重性已獲共識,紀律裁斷卻作出不作懲戒的荒誕裁決,難免令人質疑:審裁組是否在事實層面承認嚴重,在法律後果層面卻另闢蹊徑,可以淡化「嚴重」?

第二,警方當日基於公共安全及秩序發出禁令,禁止相關集會,這是保障公眾生命安全的合法合理決定。無論當時的社會氛圍如何,禁令的法律效力並不因參與者名氣大、身份尊貴而消失。吳靄儀身為知名大律師,理應比普通市民更清楚禁令的意義與違反的後果;她卻手持橫額、帶頭率領遊行,這不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參與,而是有組織、有象徵意義的公開挑戰警方執法權。法律工作者的職業底線,首先是知法守法;若連大律師都以身試法,公眾自然會問:法律是否只約束別人,不約束懂得法律的人?這種觀感,正是專業聲譽受損的起點。

第三,紀律審裁組既然知悉並同意涉案罪行嚴重,卻對吳靄儀不作任何懲戒,實質上就是「法外開恩」。專業紀律機制不是刑事法庭,其目的不在重複刑罰,而在維護專業標準與公眾信心。即使不採取最嚴厲的處分撤銷專業資格,發信訓誡、告誡或要求反省,也遠比完全放生更符合公眾認知。審裁組的結論是吳靄儀「道德上不應受罰」,沒有破壞大律師專業聲譽;但問題是,專業聲譽的判斷不能只由少數人按個人道德觀決定,而須依《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及公眾合理觀感。若紀律機制對已被法庭定罪的嚴重違法行為毫無遵從,其所衍生的客觀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大律師犯法亦無妨」的錯誤訊號,損害大律師公會作為專業組織的形象。

第四,公民抗命從來不是逃避法律懲罰的藉詞。更關鍵的是,8·18案由原審到終審,吳靄儀在案中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及公民抗命或甘願受罰,只以合理辯解作辯護,最終悉數被駁回並定罪。既然如此,若紀律審裁組在紀律程式中以公民抗命或類似動機作為放生的核心依據,便屬「另起爐灶」:刑事審訊中未被接納的辯解,不應在紀律覆核中借屍還魂,更加不應漠視法庭裁決而蓄意發揚光大。動機可以解釋行為,卻不能自動免除專業責任。若審裁組實質上以動機作為不處分的唯一或決定性理由,確有特別「關照」之嫌。

第五,審裁組稱吳靄儀當日以個人名義行事、屬私生活,與大律師專業截然無關,這說法難以成立。大律師的專業身份不是只在法庭上才存在;公眾看到一位知名大律師手持橫額帶頭參與非法集會,自然會聯想到其法律專業身份,而非將其視為無名路人甲。即使吳當時不是以大律師身份行事,大眾都會自行聯想到其大律師身份。更根本的是,走上街頭參加非法集會,本身就是公開的社會行為,任何人都不應也不能視為「私生活」範疇。審裁組以「專業執業以外」為藉詞,實質是把「非執業」等同「與專業無關」,這是明顯的法理錯誤,也違反《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對專業聲譽的整體要求。

第六,司法覆核不是「上訴不喜歡的判決」,而是針對下級審裁機構的法律錯誤、越權或程序失當。大律師公會的核心指控是紀律審裁組漠視法庭裁決理據而作出的錯誤考量,該錯誤裁審完全有違公眾認知及社會對大律師專業操守的期待,這亦是司法覆核的法律原點,而非單純事實分歧。至於「私生活與專業無關」及「個人名義」的論述,更是強詞奪理:若按此邏輯,任何大律師在公開場合違法,只要聲稱以個人名義行事,便可免受專業紀律約束,專業守則勢將形同虛設。

綜上,大律師公會要求法庭推翻紀律審裁組判決、宣布投訴成立,或發還另一審裁組重新裁決,並非意氣之爭,更非人事或政治考量,而是為維護公義及大律師專業形象的必要之舉。專業團體若對已定罪的嚴重違法行為不作任何紀律回應,失去的將不只是個別案件的公信力,而是整個法律專業的社會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律師公會提出司法覆核,具有不可抗辯的堅實法理基礎。相信法庭會做出符合法理與公眾認知的公正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