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後｜輝煌的中國治河史　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文/張俊獅

黃河作為華夏民族的母親河，孕育數千年中華文明，卻因獨特的地質與水文特徵，自古飽受淤積潰決困擾，整部華夏發展史幾乎離不開歷代與黃河水患持續博弈的治河歷程。

黃河流域橫跨四大地貌單元，包括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擁有黃河天然生態廊道及三江源、祁連山、若爾蓋多個重要生態功能區。黃河流經土質疏鬆的黃土高原，汛期挾帶巨量泥沙往下游堆積，造成「善淤、善決、善徙」的屬性。根據文史與水利統計資料，新中國成立前的3000餘年歲月裏，黃河下游發生1500餘次決堤潰口，大範圍改道也有接近30次，洪水漫溢時往北侵擾海河流域，向南橫掃淮河水網，數百萬畝良田被泥沙掩埋，城鎮聚落遭洪水吞沒，深刻牽動半個華北平原百姓的生計與安穩，治河也順理成章成為歷朝歷代治國理政的核心要事。

早在堯舜上古時期，黃河洪水長年肆虐原野，先民最初習慣堆砌土堤單純堵擋水勢，成效極為有限。大禹捨棄單純圍堵的舊式思維，走遍黃河各處踏勘地形，採用疏導河渠、開挖分水溝的治理思路，順應地勢引導洪水分散匯入大河與海洋，這套疏堵並重的邏輯，就此奠定往後數千年古代治河理念的基礎。西漢年間黃河瓠子段大潰，洪水橫掃中原數郡，漢武帝親自抵達災區主持堵口工程，動員全國人力物資投入修築堤防；同一時代官員賈讓提出著名治河三策，分別從改道疏導、分流灌溉、修築堤防三個方向規劃治理架構，成為西漢水利治理的重要參考。東漢王景承接治河重任，徵調數十萬民夫與役工，修築起從滎陽延伸至山東千乘的千里防洪大堤，沿途配套修建多處減水閘門與洩洪管道，完善的工程體系讓黃河下游在此後數百年間維持安穩，罕見大規模潰決改道。

到了明代，水利名臣潘季馴前後四次受命治河，深耕黃淮一帶水文特徵，首創築堤束水攻沙的劃時代治理方略，藉由兩岸堤防約束河道寬度，收束河流水流速度，利用湍急水力自然沖刷河床淤沙，這項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治河技術的巔峰。他更寫成《河防一覽》將治河的經驗分享，該書成為古代最重要的河工專著之一。清代基本沿襲築堤守河的傳統模式。

雖說古代個別朝代官員能夠治河成功，但礙於民國以前的各個朝代勘探技術落後，歷朝官員多只能在下游潰口後被動修補堤防，無法前往黃土高原從泥沙源頭展開水土整治，治河工作始終陷於潰決修築、再潰再修的惡性循環，無法根治黃河淤濁與水患本源。

時間來到近二十年，我國跳出古代局部修補的局限，啟用全流域多維度現代化系統治河體制，從上游源頭水土保育到中下游大型水利樞紐聯合調控，全方位改寫黃河長年渾濁的天然常態。1999年國家正式落地全黃河水量統一調度制度，破解上世紀後期黃河中下游頻繁斷流的頑疾，實現連續26年全年河道不斷流的歷史性突破。2002年小浪底水庫投入常規運行並展開調水調沙，依託幹支流眾多水庫聯合調節水勢，一方面攔蓄上游粗顆粒泥沙，另一方面集中人造洪峰沖刷下游淤積河床，20餘年累計執行30次調水調沙工程，大量淤沙被挾送入海，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過流能力從2002年的每秒不足1,800立方米，改善成每秒5,000立方米，解決數千年河床逐年淤塞的隱患。

與大型水利工程同步推進的還有黃土高原全域生態改造，大面積退耕還林還草、坡耕地改梯田、溝道內築壩攔泥蓄水等的方案陸續實施，過去水土流失嚴重的荒坡陸續覆蓋植被，入黃泥沙從年均16億噸，逐年回落，從泥沙產出的源頭減輕黃河渾濁根源。按《2021年中國河流泥沙公報》，黃河流域的潼關在2021年實測輸沙量降至1.71億噸，較多年黃河來沙均值9.21億噸減少了82%。

2021年國家發布《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將黃河治理升級為國家戰略，主要原則包括：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量水而行、節水優先；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統籌謀劃、協同推進。2023年黃河保護法正式實施，透過立法明確流域開發、水土保護、污水管控各項規範，搭建起法治約束、工程整治、生態修復三位一體的完備治理架構。

生態環境部監測數據顯示，黃河流域的Ⅰ—Ⅲ類優良水體斷面佔比由2011年的69.8%提高至2023年91.0%，提早實現水環境品質改善目標。 2023年黃河幹線全線連續兩年達到Ⅱ類水質，而支流的劣Ⅴ類斷面則由2011年的36.4%快速下降，到2023年已實現清零。一連串政策與工程成功進行後，近十年黃河變清不再是局部河段偶然現象，而是全線常態景觀。

千百年來，古代典籍代代傳頌的「黃河清，聖人出」之盛世夙願，在當代終於圓滿實現。昔日古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河清祥瑞，不再是曇花一現的罕見奇景，而是依靠現代科學治理與全流域系統施策，成為山河常態。

萬里黃河的滾滾清波東流入海，這一番煥然一新的山河盛景，承載了歷代先民翹首以待的期盼，也代表當代中國政府管理下的生態治理奇跡，充分表現了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太平盛世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