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軍捷
1997年6月30日，是香港回歸的大日子。當日下午三點，安排好了我們所負責慶典工作的全部細節，同事們都回家準備晚上活動了。我沒有走，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辦公室裏，腦中閃過歷史的鏡頭：英國人憑藉三個不平等條約佔據了香港一百多年，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10月解放廣州後，停止了進軍香港的步伐。當時我父母等一眾在香港工作的共產黨人沒有迎來解放軍，五十年代初期還被港英當局驅逐到了廣州。後來才知道, 按照毛澤東主席解放前夕和蘇聯朋友談到「對香港、澳門問題，要留在合適的時機再處理。」的想法，中央對香港的戰略是「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遠利用、以待時機」。到了8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啟動香港回歸時機成熟。鄧小平果斷決定「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同時遵循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關於「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的論斷，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去恢復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1982年9月, 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啟談判，開始英國人並不想把香港交還中國，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在鄧小平的堅決反擊和提出「一國兩制」的安排後, 不得不接受了中國方面的立場。1984年12月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85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我在1986年初從廣州調到香港參與起草基本法，組織動員香港民眾迎接回歸的工作。到了香港，才親身體會到香港對國家發展外貿，吸收外匯；打破敵對勢力封鎖；了解西方信息渠道的三大作用。另外，還親身調研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機制和原因。十多年來，我們和經驗老道的英國人纏鬥，挫敗了他們「以主權換治權」的無理要求。按照中央的指示，我們廣泛接觸社會各層，包括高官巨賈、外國朋友、國民黨遺老、校長教授到一般市民、各色人等。我們無數次的奔走在京港、穗港的路上，在華廈私宅、高級會所摸酒杯底，也在公屋陋室與市民促膝談心。嘔心瀝血，推心置腹的說明國家的政策，充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訴求，盡可能的協調各方利益，尋求最大的共識, 終於起草成功大家都接受的香港基本法。這期間，也有着與各種勢力的明爭暗鬥。是夜，特區政府籌備成功的風光大典，也有着我幾千個日夜的辛勤付出，能不激動？
往事像電影快鏡在腦中掠過，瞻望前程，我有了新的感觸，想要把它記錄下來。我坐在電腦前，按照秘書告訴過我的方法，生平第一次在電腦上一個字一個字的拚出了自己的感想：
中國已不須用收回香港來宣示從屈辱中站起，回歸其實挾帶着西方文明的巨大衝擊，「一國兩制」的意義在於弘揚「有容乃大」的國風，中華民族的真正振興當由此起！ 吳軍捷 30.6.97
然後，我把這幾十個字，複印了幾份，準備明天寄給最要好的朋友，留作回歸紀念。做完這事，離開晩上慶典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了。
當晚，我在我們負責的港島東區分會場觀看了回歸典禮的全場直播。回到家裏，子夜已過，推窗外望，維多利亞海港流光溢彩，璀璨無比。電話響了，居住在九龍的父親來電，他告訴我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終於迎來了解放軍！」電話那頭，傳來了「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聲，一群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70多歲的老頭老太太，在家裏載歌載舞，通宵不眠。
7月1日一早，我到郵局投下了幾封信，寄給我在廣州幾位好友：朱小丹、于幼軍、黎元江、曹淳亮。我看見幾位同事，也在做同樣的事，用新華社香港分社（現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信封，蓋上七一的郵戳，往外寄信。
今年, 回歸25年了，成績很大。教訓也不少，當年英國人加快推進「民主選舉」, 蠱惑香港搞 「民主回歸」迷惑了相當多的人。以至我們一些決策部門也認為只有經過選舉的政府才合法，天真地以為，憑着共產黨組織群眾的經驗，不愁拿不到選票，把幾乎全部精力投身於選舉, 殊不知在別人設定的規則、輿論場下的選舉，只會敗壞了自己的隊伍，衝擊了行政主導的治理效率，無暇顧及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改造，以致耽誤了整整一代的青年。留下的後遺症, 反映在2014、2019年的動亂中。香港被國際認可的競爭力排名一直都高居世界首位，前年掉到了第七位，幸好今年又回升到第五位。
25年了，一切都在變，我的幾位好友: 朱小丹後來當了廣東省長；于幼軍當過山西省長；黎元江在廣州市宣傳部長任上落馬，被判了刑；曹淳亮患病去世時是廣東省文化廳長，這也是後話。
（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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