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評論員蔡子強退休，引來傳媒專訪。筆者和蔡是同代人，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之際，同在學生會「泡」。之後蔡走學術路，筆者是行動派，故參與了「滙點」，之後協助籌組香港「民主黨」，成為創黨司庫，後來更參選區議員。2010年民主黨走進中聯辦，筆者大表支持並對當年政改方案能通過，深感興奮。筆者認為蔡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反省，流於表面，未觸及核心議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投機心態和根本不願去認識國家。
搞政治要不忘初心，不能投機！
香港民主運動的初心是甚麼？由1980年代提出「民主回歸」伊始，香港民主運動一直是在承認和尊重「一國」前提下推進香港民主，而不是把「民主」作為「去中國化」的手段。因此，無論何時，民主派（日後變異為反對派，以至攬炒派）都不應支持任何「反對國教」的運動，因為認識國家是作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而香港民主派人士首先是一個中國人。但十年前的香港反對派有站穩中國人立場嗎？
蔡在訪問慨嘆：「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生態由激進力量主導，未學懂『進退有道』，甚至錯誤地指控『民主運動三十年一事無成』，結果愈走愈激」。香港民主運動在過去十多年激進化是不爭的事實，蔡竟錯誤歸咎於北京在2010年之後沒有繼續和民主派對話，是民主運動激進化原因之一。其實蔡搞錯了，2010年政改通過，令2011年11月產生的區議員「含金量」大幅提高，也將會影響了2012年9月立法會選舉安排。對執政當局來說，當然是先觀察這兩場選舉，怎可能立馬便展開下一階段的政改討論？怎知在2012年暑假卻爆發了「反國教」運動。當時筆者力排眾議，參與了由陸頌雄議員安排的集會，堅定支持國民教育。因為尊重國家，認識國家才是香港民主派的初心。但香港民主派當時在做甚麼呢？他們在2012年初才在立法會通過了「在學校推行國教」的撥款，在暑假時卻「打倒數月前的我」，以「反國教」作為攻擊剛上任的梁振英政府的手段。政治投機，表露無遺。
蔡子強續總結說：「整個板塊被『夾』過去激進派那一方。這一點我有少許同情泛民，他們的處境確實有很大困難。當舊有的路線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大家自然就會試另外一個派別的方法，結果就是今日這種景象。」試問現實政治又有誰不會被「夾」，問題是你如何應對？當時的反對派政黨以為「年輕人網上輿論」就是一切，以為這樣做便可以博取選舉好成績。這是赤裸裸的投機。其實，年輕人誤入歧途，見多識廣的前輩理應諄諄善誘，而不是曲意逢迎。
以2013年初出現的「佔中」為例，甫一提出，便有人指出這是非法行為，和香港反對派歴來強調「守法」有悖。但反對派願聽嗎？據被公開的電郵顯示，反對派頭頭們以其金主黎智英馬首是瞻，全力投入「非法佔中」的演練。擾攘了一年多，「非法佔中」終於在2014年9月底爆發，並延宕了79天。這是反對派投機的另一例證。
「非法佔中」醞釀期間，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2月底刊出專號，這是「港獨」苖頭伊始。到了該年底更出了專著在書局售賣，以「想象的民族」來為「港獨」提供理論依據。「港獨」露頭了，當時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1月的《施政報告》內提出要大家注意，並希望反對派頭頭們勸喻年輕人迷途知返。但反對派頭頭們如何回應呢？他們又作政治投機，逢迎激進年輕人，反過來譏諷梁特首「小題大做」。當時蔡有去勸喻年輕人嗎？抑或隨波逐流去譏諷梁振英呢？
反對派根本不認識中國
蔡子強歸結「年輕激進派三個不足：經驗不足、急於求成、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欠缺認識，尤其第三點。」然而老一輩的反對派又真的認識國家嗎？以何俊仁為例，他是被反對派公認為認識國家的。但以筆者的親身接觸，何只是着眼於1987年前的中國，對「改革開放」後國家的驚人進步，不屑一顧。何自1980年代末便再沒有踏足過內地。縱使國家在2015年後歡迎一眾反對派頭頭申請回鄉證，何也沒有申請。於是何認識的是「想象中的中國」，絕對不是真實的中國。
何對國家近年的重要會議從不深入研究。由2019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港澳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和執行機制」至2021年2月底，期間有近一年半時間，何一直活躍在香港政壇；但從不見何有半句提到四中全會對香港局勢有何啟示。事實證明，何雖然是律師，但他對國家「依法治國」（當然包括香港）的輕視，是他最後觸犯香港法律以至身陷囹圄的主因。然而整個反對派卻以何這樣的人來作為對國家研判的「盲公竹」，又怎會不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
香港反對派誤入歧途，當然和缺乏「國際博弈」和「台港聯動」的視野有關，但最重要的還是上面兩點。如果不予以糾正，還去相信蔡子強不深入的反省，香港反對派只會被歴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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