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由於劉伯承與聶榮臻得宜運用毛澤東的民族和諧政策，中央紅軍隊伍只用了兩天時間便穿越了險阻重重的彝區，讓蔣介石再一次功敗垂成。1935年5月24日，擔任先遣隊的紅1軍團紅1師第1團到達了天險大渡河安順場渡口的西岸，發覺形勢比原先估算的還要惡劣。
大渡河發源於青海省東南，進入川西北後東西兩岸都是高聳入雲的巨大山巒，咆哮的河水在群山中的深邃峽谷蜿蜒而下，水流極為湍急，船不能渡。1705年，清康熙帝為了打通中原與西康、西藏的政治聯繫及貿易，御批在瀘定城西建造一條鐵索橋橫跨大渡河，一年後建成，成為此一帶交通的咽喉。在此後的幾百年間，瀘定橋一直是川藏運輸貿易的重要樞紐，直到1950年被城北的川藏公路鐵索橋取代為止。安順場渡口位於瀘定橋下游約一百公里，地勢相對開闊，河水比較緩和，在非雨季時可以用船渡河。瀘定橋與安順場渡口一北一南，是這一帶渡河不可替代的兩處，也是蔣介石下令川軍重點把守的地方。
當紅軍先遣隊到達安順場渡口南岸時，川軍1個團已在河的兩岸布防。他們按蔣介石的電令收繳並燒毀此處所有渡河船隻及可用於渡河的材料，只留下供南岸守軍北撤的幾條小船。經過一輪戰鬥及搜索後，紅軍於25日中午從南岸敵軍手中繳獲4條渡船，立即馬不停蹄，連夜開始渡江。但因為船少且小，水流相當湍急，由劉伯承所率領的先遣隊1團人直到26日上午才能全部渡到北岸。以此計算，中央紅軍全隊近3萬人起碼要20多天才能渡江完畢，尾隨追剿的國民黨中央軍肯定不會答應。先遣隊曾嘗試伐木造橋，但隨建隨被河水沖毀，無計可施。
26日中午，毛澤東等人到達安順場渡口，聽取劉伯承及聶榮臻詳細匯報過河和架橋的情況。毛澤東立即變換計劃：以中央紅軍大隊為左路軍，沿大渡河西岸趕向安順場以北百公里外的瀘定橋；劉伯承和聶榮臻則率領第1師和幹部團（紅軍最精銳隊伍，完全由幹部組成）為右路軍，渡江後沿大渡河東岸向北走，限兩天半內奪取瀘定縣城。左路軍由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紅2師4團為前鋒，疾走前進，限三天內奪取瀘定橋。左右路軍同時溯河而上，會師瀘定縣城。
這個計劃其實極為冒險，完全假定瀘定橋沒有被炸毀，否則一切行動都是白費。另外，瀘定橋與安順場渡口之間山路漫長陡峭，沿途川軍阻擊，也並不知道會有多少川軍駐守在瀘定縣城，一旦大隊無法順利渡河，紅軍將被大渡河分割成兩部分。其實，料事如神的毛澤東早已做了最壞的打算，並計劃好後備方案；如果左右路軍無法再次會合，那麼劉伯承和聶榮臻就在河東岸的川西一帶打遊擊，另搞一個局面；中央紅軍大隊則在河西川康邊活動及北上，再行尋機會合。
就在毛澤東調兵遣將的同一天，蔣介石由重慶飛赴成都坐鎮指揮，電勉沿岸國民黨川軍各部指揮官：「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彝漢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的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世事就是那麼湊巧，毛澤東和蔣介石此時都在同讀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續編》一書，書中詳細記述了80多年前石達開大軍在大渡河安順場全軍覆沒的悲慘遭遇。
1863年5月14日，石達開大軍於早上到達安順場渡口，時未遇大雨，河水亦未上漲，渡河容易，北岸尚未有清兵。根據史料記載，一直在石達開軍中的妻子此日誕下兒子，石達開非常高興，下令大軍在安順場駐紮慶祝三天，然後再渡江北上。是夜河水陡漲，石達開以為山洪很快便可平息，決定等等再看。但兩天之後，一路清軍已然追到，另一路也到了對岸，石達開最後全軍覆沒，本人也被清軍凌遲處死，結局悲慘。
所謂兵貴神速，石達開未能果斷地在到達當天闖過大渡河，錯過了這決定生死的一天，鑄成千古之恨，此事再一次證明，迅速行動永遠是決定成功與失敗的最關鍵因素。自回歸以來，香港恃富生驕，復又被殖民地遺毒所蒙蔽，不但錯失了20多年隨祖國躍進發展的良機，更自斷與內地的經濟臍帶，鑄成大錯。2019年黑暴爆發，分裂分子公然宣稱要奪取政權，社會陷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特區政府團隊本應戮力同心，迅速把政變蕩平，但到今天竟仍沒有勇氣稱之為暴動政變，只鬼祟地以社會事件名之。
在過去近一年時間裏，中央頻頻出手相扶，終於把「港獨」顛覆的勢頭壓了下去，特區政府本應趁勢儘快清除餘「獨」，同時集中精神發展經濟，把虛耗了的時間追趕回來，從此再上正路。可惜的是，特區政府似乎對兵貴神速、時間就是金錢等連平常人也懂、也會謹守的智慧丟在腦後，猶在孤芳自賞地歎慢板。只要看看國家周邊城市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及熱火朝天的幹勁，別說追趕再超越，香港以後就連跟尾也有極大的困難，但願石達開錯過了一天便全軍覆沒的歷史不會在香港上演。
蔣介石深信中央紅軍長征隊伍會重蹈石達開的覆轍，但毛澤東卻說自己決不會做第二個石達開，口說無憑，看行動及結果吧！（未完待續）
收藏
取消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