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28日宣布將辭去首相職務後，執政自民黨已經著手考慮在9月中旬舉行總裁選舉，以便接任首相一職。目前首相的熱門人選除了岸田文雄、菅義偉，還有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前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等。
安倍家族是自明治維新以來確立的日本最有政治影響力的政治家族之一。日本的高層政治長期以來被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小泉家族、福田家族、鳩山家族等有影響力的勢力操控。未來自民黨內任何人要角逐首相，都離不開安倍的支持。離開首相之位後，現年66歲的安倍不會甘於寂寞，不會遠離政治中心，很有可能繼續扮演幕後大佬的關鍵角色。
日本自民黨內又分為多個派系，安倍圓潤圓滑的施政手腕，使得自己能夠與大部分派系保持良好互動。觀看安倍內閣的構成，會發現安倍從未放棄起用派系代表擔當重任，以求派系平衡政局穩定。如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是麻生派（志公會）代表，前防衛大臣岸田文雄是岸田派（宏池會）代表，前復興大臣竹下亙是竹下派（平成研究會）的代表。而安倍本身，就是清和政策研究會，亦即細田派的領導人物。
安倍退任後，「安倍一強」的現狀或會改變。官房長官菅義偉、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等人已透露有意競逐黨主席，未來的新任首相能否秉承安倍的能力，將成為日本政壇能否持續安穩的焦點。繼任者花落誰家？安倍的「政治遺產」將何去何從？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否會因此發生巨大調整？新任領導人會否迎合民意立場右轉？中日關係是否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些都是國內外普遍關心的話題。
其實，安倍在任內創造了相當不錯的政績，經濟方面，安倍經濟學讓日本逐漸走出泡沫破裂以來的20年滯賬低迷，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一萬億日元；政治方面，在安倍的運作下，實現了皇權的順利交接，這是安倍重要的政治遺產；外交方面，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也開啟了中日關係恢復正常的新階段。
安倍是安倍，繼任者是繼任者，日本國民對此分得十分清楚。多年來，作為日本國的新任領導人，為盡快樹立形象，尤其是在黨派紛爭中樹立強人形象，將不可避免地選擇對韓對華強硬立場。尤其是當前中美關係處於嚴重對立，日本作為美國的同盟國，遭到了來自美國的巨大外交壓力。特朗普持續壓迫日本，逼使誘使日本答應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以進一步遏制中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客觀上導致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排斥，都極有可能形成日本對華強硬的契機。
其一，日本在尋求與中美平衡的外交政策中向美國傾斜
樂觀的分析認為，無論安倍的繼任者是誰，都希望繼續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政策。雖然有指石破茂可能將對中國更加友好，在推動日本和平憲章改革方面不會那麼極端。然而，石破茂黨內根基不深，目前所獲支持亦非最為有力，未必能夠有實力問鼎首相寶座。多年來，日本在中美夾縫中左右逢源，既受盡了委屈，也落得了實惠，當兩大國作為戰略合作夥伴和平共處時，日本可以從中潤滑平衡，相得益彰。當兩大國持續冷戰抗爭時，日本居間兩面討好，各得其利，魚肉其間，樂得相安無事。唯時移世易，今時今日之國際形勢已經是天翻地覆，完全不同往日，眼見未來中美冷戰必然是長期持續的對抗局面，日本要想在兩大國中繼續保持游離平衡角色，似乎越來越難，甚至不可能。中國可以寬容包容，美國則堅決不允。為今之計，或許迫於美國之巨大壓力與利益誘惑，不得不棄明投暗，轉投美國反華陣營。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令到日本國民更加排斥中國
國際形勢如斯，國內形勢又更加如此。在國際反華勢力的大肆渲染污衊之下，在日本右翼勢力的煽風點火面前，新冠肺炎疫情令到日本國內普遍充斥著對中國的不信任與不友好，甚至排斥敵對，令到本來脆弱的中日關係之社會民意基礎更加薄弱脆弱虛弱。日本政治格局受民意民心變化的牽制非常大，政客往往被民意所綁架左右，有時又基於政治需求政治利益有意引導誘導民意。正是這種強大的民意向背，驅使政客游離於中美之間，在中美之間走鋼絲。民意的背離，驅動政客在主觀上與中國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副教授Michito Tsuruoka表示：「（日本）與美國結盟，但與此同時，保持與中國的正常關係是日本的首要任務……這一點不會改變。」但Michito Tsuruoka說，如果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這種做法可能被證明是「無法維持的」。
其三，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或成為中日疏離的誘因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安倍呼籲日本企業轉移業務，以減少日本對中國的依賴。雖然中國市場規模龐大，這是日本企業不容易割捨的選擇。但隨着美國對中國持續的封鎖與打壓，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從發展戰略上調整未來的經濟政策，部分地適度地調整堅持40年之久的外向型經濟的高速發展路徑，其結果必然造成本來非常互補的中日經濟格局陡然生變，雖然中日互相依賴的大格局或許不會突然轉變，但商界漸漸感覺到，中日之間，尤其是日本會漸漸感覺到，中國不再完全依賴日本市場，或者中國對日本市場的依賴性不再如過去那般強烈，而日本對中國龐大市場的依賴，也會因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調整，也變得越來越邊緣化。雖然這個轉變過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作為信息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對此不能不有預知感知。
其四，中日兩國歷史文化的差異與爭議將持續發酵
當社會高速發展和諧發展之時，一切雜音似乎都無足輕重，但當社會進入相對滯賬的發展時期，這種種不和諧的聲音就會冒出來填補社會真空。中日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中方的真誠和諧與發展所需，形成了對日本的某種社會所需和倚重，因而對於曾經的戰爭創傷，盡可能採取低調處理，甚至避而不談忽略不計。但這種冷處理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得到處理解決，當矛盾囤積到一定程度時，自然而然會因為種種社會原因，尤其是一些不可預知的突發原因，導致矛盾大爆發，並在短時間內成為制約影響兩國關係的巨大障礙。中日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就是這樣的可有可無的重大議題。
其五，兩國發展戰略的轉變直接導致經濟衝突的加劇
「安倍經濟學」這些年的光彩已經基本被現實所磨滅，日本經濟增長本就乏力，原本寄希望東京奧運會能夠為日本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然而，奧運非但未能如期，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日本經濟，將之前發展所得僅有光環一掃而光，日本經濟復蘇更是遙遙無期。這也成為安倍痛下決心辭職的最主要原因（健康原因不過是託辭而已）。日本是一個市場相對狹窄，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是其堅定不移的立國方略。當中國市場轉型掉頭南下之際，就是兩國直接碰撞的開始。
其六，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決定了兩國對資源的爭奪
中日兩國相對來講都是資源匱乏性國家，雖然中國資源遠較日本為好，但人口基數決定了中國資源，尤其是石油資源的匱乏與對外依賴性。在這點上，兩國可謂同病相憐。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客觀現實，決定了兩國在釣魚島為核心的東海油氣資源爭奪上，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著針鋒相對的爭奪與抗衡，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客觀需求，日本必然會緊緊抱住山姆大叔的大腿，亦因此中日關係更加難以利好。
河野太郎在安倍還未宣布辭職之前的2020年6月末和8月初，多次公開表達過要競選首相的意願。並且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與美國軍方高層過從甚密，已獲美軍保證，美日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意即美軍會為日本爭奪釣魚島兩肋插刀拔刀相助。這或許是後安倍時代日本當政者的普遍心態與選擇。也就是說，日本新任領導人執政特色將轉趨右翼保守的可能並非空穴來風，亦並非世上談兵，當然並非不可能。
總而言之，中美關係緊張，中日關係就好不到哪裏去，中美日三角關係，是一個完全不等邊的三角關係，中國想借力使力，利用日本對抗美國，幾乎沒有可能，反之，美國想借力使力，利用日本打壓中國則完全有可能。未雨綢繆，中國應該清醒地評估當前的國際局勢，評估日本新任領導人的思維定式與客觀環境，謀劃謀定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勢，變被動為主動，今早佔領戰略高地，以迎接未來風雲變幻的國際新冷戰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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