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2日,星期五
首頁 / 悼別金庸 / 人生幾大契機均在大公報——金庸的大公故事

人生幾大契機均在大公報——金庸的大公故事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數十年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這位武俠小說巨匠用磅礴的才情、生花的妙筆、汪洋恣肆的想像力,寫下15部洋洋大作,編織了一個刀光劍影、兒女情長、快意恩仇的武俠江湖,承載了幾代華人的共同回憶。

不過,對於「半生精力都在做新聞」的金庸而言,走上武俠小說創作道路,更像是一種誤打誤撞的巧合。而這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則與《大公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金庸參觀大公報報史館

 

入職《大公報》成為重要轉折點

原名查良鏞的金庸1924年3月生於浙江海寧。查家為當地名門望族,有「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之譽。1944年查良鏞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後轉入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國際法。

1947年,《大公報》上海館公開招聘三名翻譯。當時,《大公報》在新聞界的影響如日中天,招聘廣告一經刊出,應徵函就如雪片一般飛來,100多名應徵者中,有大學教授、銀行職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還有知名作家並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報》上海館在應徵者中擇其優秀者10人參加筆試,試題由當時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歷樵擬定,並由其閱卷和評分。當日試題是:電報一份,社論一篇,譯成中文。查良鏞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後,他又順利通過由楊歷樵、許君遠、李俠文等人負責的口試。由於筆試、口試成績優秀,查良鏞在109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第一個被錄用。

這是查良鏞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47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報》內刊《大公園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記載簡報,其中「入館職員」一欄寫着「翻譯查良鏞」。至此,查良鏞邁進了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的《大公報》的大門。

後來,他曾與人講起當年在上海《大公報》上夜班的情形:

《大公報》的要求很高,有些稿子在付印前,經常要幾個編輯過目,經過仔細推敲,方才定稿。報館明確規定: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印錯,唯校對是問。職責分明,賞罰有則。寫錯印錯都要按字數扣薪。如果超過一定字數,那就要除名解職了。

儘管工作壓力大,要求嚴格,但《大公報》也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報館免費供應的,說起來,多是吃稀飯,可配稀飯的,不是香腸、叉燒,就是醬雞、烤鴨,或者火腿炒雞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醬菜。晚班工作完畢,街上沒車了,報館會派車子把所有的編輯一個個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還是《大公報》的那種精神氣質,「《大公報》還有一點蠻有意思的,它上自總編,下至普通工人,全報館的工作人員對外一律自稱『記者』,就是報館的負責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金庸給大公報題字

 

一代武俠宗師「金庸」橫空出世

1948年3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出於業務需要,想從上海館調派一名翻譯赴港。查良鏞清楚記得,原定調任香港的這位同事姓李,當時剛剛新婚燕爾,不願勞燕分飛,這個「苦差事」只好讓查良鏞代勞。

多年以後,再度回想,這一次工作變遷,看似偶然,實則命定。查良鏞不禁感嘆命運的神奇,他說:「就差這麼一點,可能就來不了香港,人生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不同。」

任職《大公報》香港館的查良鏞,先後做過記者、翻譯和編輯。《大公報》創辦《新晚報》後,查良鏞又任《新晚報》的副刊編輯。

當時他已常常動筆寫作,並為此起了「林歡」「姚馥蘭」等筆名。他說,「姚馥蘭」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諧音,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沖淡一下。

與查良鏞同在《新晚報》任職的還有一位陳文統,即後來武俠小說界鼎鼎有名的「梁羽生」。二人志同道合,同樣愛好琴棋書畫。下棋之外,兩人經常把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作為談資。

1954年,香港武術界的太極與白鶴兩大門派囿於門戶之見而發生爭執。他們先是在報章上唇槍舌戰,互相攻訐;後來更各不相讓,怨憤難消,索性簽下一張「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由兩派的掌門人比武打擂,一決雌雄。

因香港法例禁打擂台,地點便約定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盛況空前。香港各報都予以大版報道,風行一時。

《新晚報》由此獲得啟發,總編輯羅孚說服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反響不俗。次年2月,羅孚向查良鏞緊急約稿,說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版面,此時梁羽生已經顧不上,寫稿之責非查良鏞不可。當時編輯為了催稿,特意派一名同事坐在他家等,說「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報紙出來,副刊版面「將有一大塊空白」。左右為難的查良鏞,靈光一現,便有了帶有「故鄉傳說」烙印的《書劍恩仇錄》,故事在《新晚報》連載後,一時洛陽紙貴,銷路倍增。

一代武俠宗師「金庸」從此橫空出世。「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而對於自己一夜之間聲名大噪,金庸先生也始終保持清醒平和的心態,「我跟陳文統(梁羽生)是好朋友,常常談武俠小說,別人就覺得我不是武俠小說的門外漢,於是他不寫了就由我開始寫。實際上,在此之前,我沒有寫小說的經驗,創作武俠小說也只是一種試一試的心態,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他也坦承,「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不過我寫得興高采烈,頗有發揮想像、驅策群俠於筆底之樂。」金庸始終認為,自己不是一個職業小說家,寫小說對於他從來都是一種副業。

做記者,良心上要過得去

相反,他覺得自己「真正擅長的是做報紙、做記者、做新聞。」而在大公報的工作經歷,無疑為他的新聞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公報》有一個傳統,在文字上很注意,一個字寫錯了,編輯就會來說,這個字以後不可以這樣寫。報社內部有很多規定,什麼字應該這樣寫,什麼字應該那樣寫,有很多規矩,對編輯的訓練相當嚴格。還有標題,上面的與下面的對不齊,這樣的標題就要重起,外行的人看不出來,但內行的就知道這樣不好看了。編輯工作中還會碰到,哪幾個同樣的字不可以在同一行出現,就要換掉。中文程度不夠的話,字就換不過來了。」金庸先生曾回憶道,「當年我在《大公報》學做翻譯,記得在翻譯美國一個部長訪問南京的談話時,翻譯老師指出我翻譯得太複雜,其實就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他還耐心地告訴我怎麼翻譯比較好,怎麼就不好了,我至今還能記得。」

金庸先生說,「我在《大公報》受到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訓練,並培養起一個報人的理想。」他特別服膺《大公報》「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的辦報理念。他所崇敬的新聞人,是英國《曼徹斯特衞報》總編輯斯考特(C.P.Scott)與《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他們都以言論影響了時代與社會。而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胡政之、楊歷樵、許君遠,亦令他一生懷念。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聞記者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講假話。」金庸先生說,「我一直記得在《大公報》受的訓練,做報紙一定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能騙人,不能欺騙讀者。如果騙人也可以賺錢,何必去辦報紙?做報人就是要講真話。報紙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他看不到你幫他看,他的心聲你幫他講出來。要代替人民去看,去聽。做一個新聞記者,良心要過得去。這很困難,不一定做得到,遇到引誘的時候要抵抗。」

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跨越了整個青春時代。對於他來說,1948年來香港工作、1955年開始寫作新派武俠小說,這兩次人生的重大契機,都發生在《大公報》。這樣一個舞台上,他奠定了一生事業的根基,人生畫卷亦由此翻開光彩絢麗的一頁。回首往事時,金庸先生曾充滿感情地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文/鄭曼玲

Do NOT follow this link or you will be banned from the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