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 1 月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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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鞍華:拍香港故事 留住本地情

「如果有我想拍的故事,有人投資,我就會一直拍下去。」作為最早一批「北上」的香港導演之一,剛過完七十歲生日的許鞍華(Ann)日前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導演生涯持續近四十年,其間許鞍華不吝嘗試各種電影類型,不變的是她堅持拍屬於香港的故事,用鏡頭留住本地小人物的情。

短髮、眼鏡、香煙,再加上「Ann式」的爽朗大笑,是許鞍華給人一貫的印象。訪問約在她的辦公室,朝早九點,她提着兩杯熱咖啡走來,笑着說: 「早晨啊,我們上去吧。」記者很好奇,拿過五次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以及三次金馬獎最佳導演的許鞍華,辦公室會是怎樣的?答案是樸素簡單,目測約二、三百平方呎的單位內放置幾張辦公枱,櫃上架上放置了各種文件和書籍,有些擁擠。早晨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照進辦公室,許鞍華抿一口咖啡,點燃一支煙,開始聊她的電影人生。

 

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不再是「進口片」,意味着香港電影進入內地不再受到進口電影配額的限制,且出品方的票房分帳從13%提高到35%左右。有錢賺,自然有人投資,於是香港電影人開始「北上」,許鞍華便是最早「北上」的導演之一。

雖然「北上」,許鞍華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年裏面,依然堅持拍本地的故事,因為這是她喜歡的故事,想一直拍下去的故事。許鞍華笑道: 「其實拍電影是講緣分的,有人肯投資我想拍的故事,又正巧有好的編劇肯寫,我就去拍了,就是這麼簡單。」無論是獲獎時在台上的感言,還是許鞍華的鏡頭,無一不透露着她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熱愛。港人平常的生活片段和細節,透過她的鏡頭走入了兩地觀眾的心中,濃郁的香港人情絲絲入扣。

不少人曾擔心這些「北上」的香港導演會「水土不服」,太着重本地文化的香港電影難適合內地觀眾的口味。由劉德華主演的《桃姐》,許鞍華講述了一個香港少爺仔和「媽姐」(女傭)的故事,這種只屬於香港特色的,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情感動了兩地觀眾,取得了共二千七百八十七萬港元票房,更獲多個內地電影獎項,打破了香港導演「水土不服」的說法。

香港和內地文化是有差異的,但情感是可以共通的。由香港導演拍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情,在港人而言以電影的方式保存本土文化,而對內地觀眾來說就是可以通過電影了解香港,增進兩地的共融。

即將與觀眾見面的新電影《明月幾時有》是一部戰爭背景的電影,耗資大,演員陣容包括周迅、彭于晏、霍建華等,講述香港大淪陷時期一個傳奇性人物「方姑」的故事。許鞍華的上一部作品《黃金時代》(二○一四年)同樣是「星光熠熠」的演員陣容,以實驗性的偽自傳體手法講述在戰亂逃亡中香消玉殞在香港的作家蕭紅一生。《黃金時代》上映後許鞍華曾表示過近年應該不考慮再拍這麼大投資的電影,因為太累,壓力太大。但三年後再出新作,仍是大製作,她說沒什麼刻意的安排,只是「水到渠成」。

她解釋: 「香港淪陷時期的人物故事也一直是我想拍的,只是之前未遇到合適的編劇寫劇本。今次電影的編劇何冀平說她有興趣寫方姑的故事,我看過她寫的《天下第一樓》覺得很好,由她編劇很合適,又正好有投資,水到渠成就拍了。」和一貫的許鞍華出品一樣,《明月幾時有》的着力點依然是這個女性角色細膩的情感變化,而不是「主旋律」戰爭片。

 

許鞍華認為,一個地方的電影黃金時期的產生和消失其實會有很多原因,往往受到當地的政治、經濟等等因素影響,如日本電影,上世紀九十年代時日本經濟衰退就直接導致了日本電影院的減少,也影響了日本電影的發展。

許鞍華續說: 「相比之下其實現時年輕人拍電影的門檻比我們當年低很多了,以前我們即使有好的劇本,有導演肯拍,沒有足夠的資金依然無辦法拍,但如今科技水平越來越高,成本也降低了許多,有一部電腦一部好的相機已能拍出一部質量不錯的故事短片了。」

她舉例,近年像《那一天我們會飛》、《點五步》、《一念無明》等由年輕導演拍攝的小製作本土故事她都覺得不錯。就如其對自己拍電影講求「緣分」的心態一樣,對於香港電影的未來,許鞍華也覺得應該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毋須過分消極。許鞍華笑道: 「香港年輕一代的好導演正在學習和積累經驗之中,我對他們有信心。」

大公報記者梁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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